中国，温暖的阳光，平原大地上盛开的牡丹花还没有凋谢，那是1999年初夏。人们后来才知道，有一位叫桂西恩的医学教授，当时所做的事情将会感动全中国。
那件事与亿万中国人生死攸关。
村子里没有狗，但有着一道道猜测或含着敌意的目光，年过六旬的桂西恩沿着高低不平的村道，走进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
人类的发展是在与疾病瘟疫的抗争中进行的，中国人的历史同样如此。就看近期，明清时候，富庶的川蜀盆地曾因瘟疫流行而人死城空、老虎结伴爬上城头，朝廷不得不从江西湖广一带大量移民进川；上个世纪30年代，黄河花园口被扒开大堤，百姓流离失所而引起瘟疫蔓延，几十万灾民倒毙荒野，百里绝无人迹……这一切，对于专门从事地方病和传染病研究多年的桂西恩教授而言并不陌生。1981年，他赴美进修时，美国教授沉重地告诉他，人类又有了一种新型传染病――艾滋病，这种让人完全丧失免疫力并无法治疗的疾病，正在非洲和西方的某些地区悄悄流行，引起了人们巨大的恐慌。桂西恩警觉地听着，当得知它的传播途径之后，又有些释然，他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1999年的初夏他惊诧地发现，那个结论错了。
最初是从一位进修医生那里听说，老家河南的村子里很多青壮年都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接二连三地死去。凭着医学家的敏感，桂西恩毫不犹豫地从自己工作的地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赶到了那个村子。第一次抽取了11个人的血样，带回来一化验，不禁大为震惊。
其中有10个是HIV（艾滋病毒）携带者。
桂西恩坐卧不安，心急如火地向当地卫生部门作了报告：“我担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可是信发出以后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回音。
苦苦地等待，使那个炎热的夏季显得格外漫长。1999年中秋，人们尽情赏月的当儿，忧心如焚的桂西恩带着三个学生悄悄地走进了文楼村。这次他们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是：一半以上的人呈阳性。也就是说，这个村子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感染上了艾滋病，其中包括儿童。艾滋病――目前仍被视为人类最可怕的疾病，已在中国的中原地区爆发。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震惊而又痛苦的发现。但在当时，最震惊最痛苦的人还是桂西恩。
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小女儿走来了，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天真无邪的笑靥像花儿一样开放。一堆村民围着桂西恩，急不可待又饱含恐惧地领取自己的血样化验结果，母亲一直等着众人散去，才步履迟缓地走到桂西恩跟前。
桂西恩手里拿着这母女俩的化验结果，感觉自己正向地狱沉落，但他是医生，他不能不说真话。他轻轻的，轻得像是只有自己才能听见……可那位母亲却分明是遭了雷击，轰的一下跪倒在地：“救救我的孩子――她才5岁呀！她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如果我死了，她的病能好，那让我现在就死吧……”
桂西恩热泪纵横。桂西恩想说，如果能以死换回孩子的生命，那么他也愿意去死。那会儿在青海，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满山遍野找不着吃的，村民们面黄肌瘦，政府派出救助医疗队，196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后志愿来到青海的桂西恩就在那队伍里。他给所发的药取名叫“糖酥药丸子”，说是药，实际上就是三种成分，红糖酥油加面粉。那药丸救了好多人的命，可不满两岁的孩子吃了还是站不起来，在妈妈肚子里营养就不够，只能满地上爬。桂西恩从书上得知血液注射可以刺激肌肉生长，于是他就抽了血。
他抽的是自己的血。一管一管殷红的热血，汩汩地流进那些个不知姓名的孩子身上，红润了他们的小脸，滋养了他们的筋骨。哪怕自己一米八的个子东倒西歪，哪怕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可还是一管一管地往外抽，他是O型血，他没有病，他得救那些孩子！
我以我血荐轩辕。可是现在，他桂西恩仅靠鲜血救不了文楼村的村民，就是把自己的血抽干也无济于事。他要做的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颗天使般的心灵向瘟神开战，还有――向与科学相悖的愚昧无知开战。
学者桂西恩住在文楼村附近20块钱一夜的小旅馆里，很有些像是当年的“地下工作者”，用个别接头的方式，将一个个病人接到旅馆里诊疗，搜集各种数据。进展异常艰难。驱赶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旅馆换了一家又一家。有人对桂西恩说：“你一个湖北的医生管到别省来做什么呢？”桂西恩苦笑着说：“艾滋病是不分国界的，哪还能分什么省界？”
那天，又一位艾滋病人死了。桂西恩赶到死者的轿子前，征得同意，想拍张照片。但刚按下快门，旁边闪出一个人来，厉声喝道：“你想干什么？”桂西恩的学生连忙解释说：“我们的导师想做个资料。”
上来一个乡长，拿过桂西恩的身份证、工作证看了又看，训斥说：“亏你还是个教授，你懂不懂法律？谁让你来这里的？”桂西恩无言以答，因为他一直就没有得到过当地的欢迎。
乡长一挥手，上来几个人就对着桂西恩的学生拳打脚踢。这比打在他身上更让他心痛，他颤巍巍地上前拉住他们的手，喊道：“你们别打了，我把相机和胶卷都给你们，好吗？”学生呼叫着：“教授，你不能给！”可桂西恩没有别的办法，虽然相机里都是他视之为生命的宝贵资料。
等那些人停下手后，他又低三下四地说好话，说我错了。但我是医生，要治病救人，想取得一些学术资料！请不要毁了胶卷，我谢谢你们……他脸色憔悴，但双眼却清澈，充满诚挚和善良。那位乡长被打动了，沉默着将相机和胶卷递还到桂西恩手里。头发花白的桂西恩朝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躬让那个男人不禁连连后退。这文楼村里天天都在死人，有时一天死上七八个，多得都哭不出眼泪来了，而这个人为什么偏要呆在这灾难之乡，分文不取地为素不相识的人做这做那呢？乡长和抬轿人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夕阳下的乡道上，桂西恩与他的学生步履蹒跚的背影，一种说不出的灵光在他们周围升腾。
是的，在桂西恩的心目中，个人的痛苦和得失早已置之度外。为了受苦受难的病人，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饱含的是一种大爱，对人类对生命的大爱。
村民只知道这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医生，一位没什么钱的医生，60多岁的人了挤在乡下人坐的长途车上来来去去，吃的是馒头喝的是凉水，比老百姓还节俭。村民却不知道这医生出身于书香人家，父母都是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家族中有一大半人在海外；更不知道这医生几十年从事地方病和传染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早已取得卓越成就，多次获得全国、全军科技进步奖励，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模范工作者、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教师。
年轻时，桂西恩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他个子高高的，穿着藏袍骑马挎枪，模样十分潇洒。他在青海整整工作了16年，青海人至今记得这位好“门巴”。而在文楼村，老百姓给了他另外一个名字：白求恩。
他太像白求恩了。
自那个难忘的夏天开始，桂西恩将近20次去河南，为不计其数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检测治疗。所有往返的路费住宿费，全是自己掏的腰包，连好些病人的治疗费用也都是他付的。病人大多家庭贫困，桂西恩不管踏进哪家的门，总要留下一些钱救急。一位大妈说：“我家两年收麦子的钱都是白求恩给的。”还有一家，儿子媳妇和老伴都死了，只剩一位老人和几个孙子。桂西恩带着那几个孩子走进文具店，让他们“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孩子们盯着复读机眼睛发亮却不敢开口，细心的桂西恩看了出来，二话没说就掏钱买了。老人和孩子捧着复读机，直抹眼泪。还有当地政府，一位县长内疚地说：“我们经历了隐瞒、认识和主动争取治疗的过程，桂教授看我们县资金困难，给我们寄来1万元，那全是他个人的钱。”……这样的事桂西恩做得太多，做过也就忘了，但乡亲却都记在了心里。
2004年2月，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中国武汉市，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西恩，而桂西恩当场宣布将5000美金奖金全部捐献，用做艾滋病防治。当媒体执意要采访他时，桂西恩说：“我不缺钱用。”他又反问：“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写过一句话：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尽金钱的罪恶。把钱看得太重就会引起罪恶，那些收购人血引起艾滋病流行的人不就是把钱看得太重吗？”
不缺钱的桂西恩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他的简朴让那些走进他家的贫困病人都暗暗吃惊：陈旧的家具和电器，没有装修过的水泥地和门窗，连电灯的开关都还用着拉绳……一位叫程金的病人离开桂西恩的家时，将别人捐给他的一件新衬衫塞到了枕头底下，留下一张字条：桂教授，你比我更需要它，你穿得不比我好。
五位文楼村的病人是桂西恩请到武汉来检查治疗的。一开始住进了医院的招待所，可周围住户得知以后，情绪激动地将招待所围了起来，有人还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坚决要求这些病人离开。桂西恩无法指责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但他实在不想让病人们白来一趟，他回到家里，跟妻子商量了几分钟，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将那几位病人领进了家门。
人们惊呆了。可这一幕幕就发生在眼前，桂西恩和夫人亲手铺好了一张张温暖的床，他们同吃一桌饭。而后的一些天，桂夫人回到家里就给他们做饭，桂夫人也是教授，白皙的手将一碗碗饭菜端到得了病的乡下人手里，然后自己也坐下来，静静地陪着。
好人啊！
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理解，怎么敢？把艾滋病患者请到家里？那是家里呀！桂西恩说，并不是我特意要请他们到家里，而是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们是我的病人，是我的朋友！
朋友。这些备受病痛折磨和社会冷眼相待的病人，在桂西恩的心里是朋友。
他的手机不对记者不对官员，可是有500多位艾滋病人跟他却是热线联系，只要他们一声召唤，桂西恩就是半夜三更也要接听。
2005年底，美国《时代》周刊选出了全球18名医疗英雄。
人类有许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就在这年就有南亚地震及海啸、第三世界的饥饿、飓风“卡特里娜”以及笼罩全球的禽流感……在与这些苦难的较量中，产生了一个个英雄：在乌干达送医送药的有心人；在柬埔寨难民营对抗肺结核的生还者；在洪都拉斯教导母亲卫生的营养师；潜入缅甸照顾当地村民的“背包医生”……这些英雄为无数徘徊于生死边缘的人送去温暖。
而桂西恩，正是其中的一位。
1999年那个让人震惊而又痛苦的发现，经过桂西恩的报告，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把防治艾滋病摆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随后几年里，文楼村和其他地方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费治疗和经济救助。河南共投入经费达到12亿元，建立HIV初筛实验室494个，确认实验室235个，救助病人及家属近10万人。这片曾被瘟神的阴影笼罩的古老土地重新回到了阳光下，那些绝望的人在阳光下绽开了笑脸。
东湖之滨，桂西恩教学的武汉大学成为训练全国治疗艾滋病医生的中心，桂西恩的研究不断向一个个新的领域深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了桂西恩那简陋的家，他坐了下来，环视着文楼村人也曾环视过的一切，眼里流露出缕缕温情：“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
桂西恩说：“我只是尽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
为了病人，他几乎放弃了一切，财富、享受、甚至爱好。他曾经那么喜欢游泳、打猎、骑自行车，还有音乐、文学。年轻时曾从武汉骑自行车一路奔到南京，也曾打算写写散文小说什么的，可因为忙都逐渐淡化了。近年来他的身体也不如从前，有一次或许是太累了，昏倒在洗手间里，可他一会儿也没休息，打着点滴还是继续给病人看病。对他来说，时间是那样的宝贵，简直就是在赛跑，多工作一分钟，或许就能多救一个人的性命。
2004年，桂西恩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人英・甘地说：“英雄体现着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平，他吸收了人类过去最美好的一切，他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桂西恩对于人生的理解，远远超越了自我的狭小世界，他将人类的幸福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仔细地品味另一位伟人的话：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桂西恩与这段话是如此贴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报告文学)
叶梅 女，土家族。1973年开始文艺创作并发表作品，代表作品有：小说集《花灯，象她那双眼睛》、《撒忧的龙船河》、《五月飞蛾》，长篇纪实《九种声音》、《第一种爱》，电影《男人河》，电视连续剧《饭碗》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现任《民族文学》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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