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军区空军某指挥所上马庄干休所“老战士报告团”成员，入冬以来活跃在地方高校、部队营房、党政机关。他们以战争幸存者、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给大家讲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全国人民幸福生活”的道理，在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宣讲革命传统，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报告2700多
报告团成员不全是宣传理论专家，也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老战士。他们为讲好一场报告，常常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报告团成员陈木康，为了结合跟随刘邓大军作战的亲身经历，讲好《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报告，找来几本历史资料，字斟句酌写讲稿；一篇5000多字的讲稿，他反反复复试讲十几遍，直到报告团其他成员都点头，他才放心。
“要给听众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报告团成员说。为了“这桶水”，这些平均年龄已过七旬的老人，坚持“鸡鸣起床，冷水浇头”，认真读书学习。他们每人都自费增订十多种军内外报刊和理论书籍，自购电脑，一边学习电脑知识，一边上网查资料。翻开他们案头上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许多重点段落上都画上了红线，并密密麻麻地记下心得体会。这些老战士家里，茶几上、沙发旁、书柜里，到处都堆放着一摞摞书籍。这么多年来，他们每人都积累了一大摞读书笔记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讲稿，多的达上百万字。
听众千人千面，口味各有不同。为抓住听众的心，报告团成员找来《演讲与口才》等相关书刊，潜心研究讲课艺术。21年来，仅报告的开场白，他们就精心设计了130多种。比如，为使“社会主义制度好”的观点有说服力，报告团成员袁升科用一个多月时间查找资料，他在一场报告中这样说道：“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比，尤其是人均，我们现在不但比不过，且还差得远。但这样比，不能证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才58年，美国搞资本主义已200多年，日本也有100多年。起步晚、差距大，不能怪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加快了建设步伐，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从1953年至1978年，尽管遭受一些挫折，我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还是达到6.1%，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5%；1979年至今，我国年均增长率超过10%，而同期世界年均增长不到4%；我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话持之有据，让人心服。
“老战士报告团”前后有过12名成员。现有9人，平均年龄77岁；最大的86岁，小的也有65岁。他们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一直为党的事业奋斗，尽管眼下他们家里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尽管他们身上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甚至重症，但他们没有一个放弃为党工作。
“老战士报告团”作报告从来都是义务的，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就连车费都是自掏腰包。他们中也有子女下岗、生活困难的，但谁也不在外张扬，更不向组织伸手。21年来“老战士报告团”被空军评为“爱国主义教育先进集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被国家、省市评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有多名成员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创新奖”、“全国铸魂金杯奖”、“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殊荣。
曾经三过草地、两爬雪山的老红军杨春晖，对长征胜利有着特别的记忆和情感。去年恰好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杨春晖非常兴奋，主动提出要认真准备讲稿宣传长征精神。由于癌症广泛性转移，88岁的他带着未尽的心愿告别人世，弥留之际上衣口袋里仍揣着那份宣传长征精神的讲稿。
报告团团长、86岁高龄的老红军张绪，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三次负伤、右眼失明。21年来，他拖着病体，带领报告团到处讲演。一次，几个边远部队邀请他去做报告，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不好，不让他去，但他还是不顾安危毅然前往。结果做完报告，他就因肠道出血住进医院。
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写下《延安求学记》的马国昌，是报告团里的名人，作报告的次数最多。一次，在武汉教育学院作报告时，他突然发病，双腿不停地打颤、额头上直冒虚汗。学院领导见状想中断报告会扶他下去，但马国昌硬是强忍病痛讲了2个小时。报告会一结束，他便昏倒在坐椅上。学生们感动得落泪，说“这是一群非常纯粹的人，做得比说得好，他们的报告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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