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出现至今,人们对于大学精神和大学使命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随着时代变迁和高等教育推动社会进步作用的日益彰显,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得天
在我国,许多学有所成、名满天下的大师、学者津津乐道于旁听的经历。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回忆道,当年“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校外人员到高校“旁听”的风气渐成一时之盛,俨然成为那个时代莘莘学子的“集体记忆”。
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逐步规范和完善,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入学率的逐年提高,更多人有机会通过正规途径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梦想。而与此同时,曾经在大学课堂中大摇大摆、堂而皇之旁听的经历,也似乎成为专属冯友兰那一代求学者的美丽“乡愁”。如今的校外旁听生早已风光不再,他们游离于高校主流文化之外,成为身份尴尬的特殊群体。
虽然这一群体的数量较之在籍学生微乎其微,但是由于该群体与生俱来的自由、开放、松散的特质,也给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鸠占鹊巢”挤占了原本有限的教育教学资源。而对于社会旁听生来说,他们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停下匆忙的脚步回到学校,或澡雪精神、或浴德养性、或积学储宝,从高校资源中汲取前进力量,提升个人价值,看来也无可厚非。于是,有人便会困惑:面对“期待兼容并包精神的回归”与“理性地保护高校资源”两种声音,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旁听生群体往往被人们戏谑为“蹭课族”,一个“蹭”字透露出多少无奈,个中滋味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蹭课一族才能体会。而我们关注这一群体生态状况的意义和价值,也许更在于它可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追问和思考的契机:高校教育制度(包括旁听制度)如何在“理智培育”(纽曼语)与社会服务之间寻求平衡?高校社会责任感的养成进而转化为自觉行动如何成为可能?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如何依托高校资源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优?或许,只有将这些问题解答好,而不是纠缠于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我们才更有能力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伟大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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