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2008中国经济

编者按

充满期待和希望，我们站在2008年的起点。

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还将举办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做好200

惠农强农 任重道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韩俊

这几年，我国农业农村变化之深刻、发展速度之快，是几十年来所没有的，农业农村工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当前中国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农民收入增长仍不稳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按照中央的要求，“三农”工作必须立足于全局、立足于长远，谋划大的政策举措。明年中央仍将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助推“三农”工作爬坡过坎。

一是稳市场。确保农产品供给充裕和农产品市场的稳定是当前工作中的重大战略任务。对待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要兼顾农民和市民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农民增收和市民支出有所增加这对矛盾，坚持政府对农产品市场要进行必要的干预，平抑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应继续完善稳定农产品供求和市场的相关政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持粮食播种面积的稳定，努力提高单产产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主要依靠增加国内生产解决粮食供需平衡问题。

二是强基础。在当前农业发展出现重要阶段性变化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增加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在良种、农田水利、农技推广、质量安全体系、农机化、流通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体系、政策性保险、规模化养殖方式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三是重民生。在农村饮水、道路、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职业教育、基本医疗服务、困难群众利益保护等方面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困难，农村低收入人口比重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需要制定更有力的扶持政策。

四是抓维权。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矛盾的焦点已经由农民负担重、干群关系紧张变为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改革土地制度，合理界定国家和农民的土地权利，完善国家、农民、集体、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缓解因土地征占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土地关系，成为当前处理农民与国家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

五是推进改革。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使农民享受同城市居民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

六是增投入。在投入方面，不能满足于在增加投入上一项一项要钱，或每个部门都兼顾地要钱，要着眼于提出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政策举措。如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建立农村中长期信贷制度；出台化解农村债务的一揽子政策。

七是促协调。“三农”工作综合性强，新农村建设的协调的任务越来越重，农村工作综合机构建设刻不容缓。借政府换届和政府机构改革，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并要求全国成立名称统一、机构统一、职能统一的农村工作综合部门体系。（本报记者李慧采访整理）

宏观调控应重视成本推动型通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刘世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8年的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基调是“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

2007年以来物价上升问题日渐突出，11月份CPI已经达到了6.9%，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CPI的上升主要来自农产品涨价，其中突出的是猪肉涨价，而猪肉涨价部分地是由于国际上玉米被大量用于能源生产而导致价格上涨所引起。看起来这次涨价似乎有些偶然性。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次涨价并不是在农产品供不应求，而是在农产品总体供给充裕的情况下出现的，表明问题主要不是出在供求，而是出在成本。除了上面提及的外部因素扰动外，农产品涨价更多地反映了成本上升的压力，反映了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比价关系的调整。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成本上升压力并不只是表现在农业领域。一个时期以来，大多数要素成本上升已呈普遍之势，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条：一是原本以为“无限供给”的低价劳动力出现短缺，原本不宽裕的土地价格则大幅飙升，持续了20多年的“低价要素红利”开始减少，拐点已经显现；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和谐社会建设等将促进相关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尽管改革并不意味着必然涨价，但被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向均衡点回归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三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在拉动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入一个价格上升周期。

要素成本上升是否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升，即通胀，将取决于要素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较量。近年来要素成本上升已经出现，之所以没有演变为明显的通胀，是因为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系列因素还相当有效。当要素成本上升加快，而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对趋弱以后，格局将会逆转。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通胀压力将主要来自成本推动型通胀。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我们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削弱后，逐步确立起以创新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这种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是组织和制度创新，从而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注入新的活力。

由此说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只是一个表象，它凸显的是中国经济转型所面对的困境。所以政策选择的重点，首先是将这种通胀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其次，但也是更重要的，是在控制通胀所赢得的时间里，切实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打好基础。（本报记者张玉玲采访整理）

区域协调“好”字优先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陈栋生

我国国民经济是各地区区域经济有机耦合而成的整体，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高效运行的前提，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作为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多民族大国，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亦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

十七大报告中，把建立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作为未来十三年的奋斗目标之一。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解决发展程度的问题，更为根本的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长效机制。

首先，提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在“推进”之前增加“深入”二字，把提高西部自身内在的增长力作为新的目标；其次，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今年，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把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和市纳入一个统一的交通网和能源规划区，提出在东北振兴中，不仅要抓产业和经济协调发展，更要注意文化产业和事业的互动和协调。第三，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日前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成渝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我国在中部地区布局的改革试验区。中部崛起要实现的目标，不单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最终实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第四，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区域经济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即环渤海地区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最近两年，东部中部到西部投资的企业已经有10万家，新增总投资额达7000亿元，如果从2000年算起，东部中部到西部投资的企业已有20万家，总投资额达15000亿元。东部的滨海新区，在2008年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将成为带动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发展的一个新的兴奋点，对于改变中国经济“南快北慢”的发展局面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一，要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第二，要健全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第三，要健全互助机制，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第四，要健全扶持机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区域发展互动中，要注意保护资源和环境，招商要有所选择，坚持“好”字优先，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本报记者李慧采访整理）

结构优化 重在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吕政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已经发生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土地、水等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标准显著提高，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要素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是：在资源密集型行业，要继续推进生产能力向技术、设备和工艺先进的大企业集中，下决心淘汰技术落后、规模不经济、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中小型企业；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在重型成套设备、清洁高效利用能源设备、高档数控机床、交通运输设备、基础零部件、关键元器件、超细与智能加工设备的研发与制造方面，缩小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从以代工为主转向依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为主；消费品生产要以提高质量、降低物耗、培育品牌和提高附加价值作为主要目标；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在继续提高传统服务业比重的同时，加快发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现代服务业。

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科技投入不足的问题，科技研发与产业技术进步脱节是更突出的矛盾。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并要求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首先要促进科技力量向企业集聚，逐步实现70%以上的科技人才分布在企业；二是技术创新的目标必须以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需求为牵引，而不是以发表论文为导向；三是技术创新的重大专项也应以企业为主导，实行研发一体化。承担重大科技专项任务的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要为企业实现创新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服务。

在创新体制与机制的安排上，由于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企业，因此国有大企业必须发挥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利用企业利润大幅上升、企业积累能力显著增强以及2008年以后企业所得税调整的时机，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技术创新的比重，增加企业研发的投入；鼓励科技人才到民营企业创业，增强民营企业的技术力量；继续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抑制房地产行业的暴利，使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不同行业的资本经营获得大体平均的利润。只有依靠技术创新并在市场上取得暂时领先地位的企业才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以引导企业剩余资本投向技术创新，而不是依靠资本投机获利。（本报记者颜维琦采访整理）

节能减排 良性发展

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强

在2006年预期减排目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2007年我国节能减排形势开始出现逆转,上半年,GDP增长11.5%，万元GDP能耗却降低了2.78%，保持连续四个季度的下降，巩固了全年单位GDP能耗下降的良好势头。

减排目标设定后,节能形势走出先扬后抑的曲线是合理的,因为出台的各项减排政策措施效果显现要有个滞后期。上述情况表明，去年以来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和节能减排的各项措施正在发挥作用。在当前形势下,2008年我国节能减排形势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具备诸多有利条件。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扶持、技术进步等促进节能减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正加快显现。数据显示,近一个季度以来,几个影响节能指标的行业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焦炭、铁矿石的产量有所下降;钢铁行业和房地产行业投资出现回调;发电量也较平稳,整个经济呈现出对高耗能行业需求下降的趋势。其次,今明两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我国的经济增长有速度放缓,出现回调的可能,依赖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势头会明显缓解,重化工业需求的高潮已经过去,相应地,其中占比较大的“双高”产业自然也会大大缩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各行各业资源利用压力加大,我国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应用开始推广普及。例如旨在降低能耗的高炉余压发电、煤气回收综合利用等技术在钢铁业被广泛应用;造纸产业减少废水排放的力度加大,凡实现规模经济的造纸企业,基本实现了废水零排放。产品结构上,大量“高效能、高污染”项目和产品被卡住,取而代之是低能耗、高附加值产品开始走俏。此外,《循环经济法》、《水资源保护法》等法律已经提请全国人大讨论,节能减排的法制环境正日趋完善。相信在这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今年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一定会再上一层楼。节能减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简单依靠行政手段和舆论宣传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要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支撑，也要对不利于企业和社会转向节能减排的体制性、政策性问题进行清理。当前我国引导企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成本和价格机制尚未建立;节能减排技术推广体系还有待完善,一些行业缺乏具体的环保排放和资源利用标准,执行起来缺乏操作性;环境监测预测还没有形成独立垂直系统,监测存在随意性等。这种情况降低了既有节能政策的施行效率,给循环经济规划和建设带来很多制约,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本报记者温源采访整理）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商务部研究院博士 梅新育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外向经济大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稳居世界第三，服务贸易急起直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连续上十年位居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首，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从单纯的“扩大对外开放”转向“建设开放经济”。如果说前者仅仅是单方面的对外开放货物、服务和投资市场的话，那么后者还包括贸易伙伴对我国开放货物、服务和投资市场。如果说在昔日外汇缺口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对外经贸增长的规模就是压倒一切的追求目标，那么在今天，我们更需要追求提高对外经贸的质量。可喜的是，2007年，在提高建设开放经济的水平方面，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丰收已成定局，对外贸易继续保持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1-11月，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达19690.88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其中，出口11036.1亿美元，同比增长26.1%；进口8654.83亿美元，同比增长20.5%；顺差2381.21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贸易顺差，同比增长52.2%。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带动了众多相关产业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对外贸易效益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贸易政策发展的主旋律。2008年，中国的开放政策总体方针没有改变，中国会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中国会尽力保持对外资存量政策的连续性，会改进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但中国有权利追求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有权对外资增量提出更高的标准，有权对外资存量落实昔日在某些地区形同虚设的环境、劳工等法规。海外投资者也需要充分意识到，只有采用与中国利益协调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中国机遇”，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既要看到中国外资政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新标准，也要看到创造了更多的新机会。对劳动者和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工资水平上升，正在推动中国经济逐步从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更依靠内需拉动的模式，也将吸引外商投资越来越多地从面向出口市场转向面向增长提速的中国国内市场。

当然，2008年呈现在中国外经贸人面前的并非坦途。就近期而言，2008年最大的潜在风险莫过于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和世界经济萧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外经贸还需要继续应对外来压力和干扰，并加快推进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商品结构，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并稳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外需的发展模式，转向更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本报记者张玉玲采访整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 着力改善民生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胡鞍钢

针对中国特定的国情，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内容。政府除了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更要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投资。就中国而言，就是应当解决人民关心的民生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关注民生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核心议题和公开的政治承诺，突出体现了政府职能已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由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即民生型政府的转型。

十七大报告明确地提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句话，体现了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五个方面，即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健康是民生之需、社保是民生之盾、安居是民生之所，使十几亿人民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一做就受益。

为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呢？因为过去我们的口号主要还是要确定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率与民生问题并不一定是必然联系的，经济发展是多样化的，涵盖多种目标，衡量各级政府的业绩不能只看经济增长指标。政府提出经济增长率目标是必要的，老百姓关注更多的却是切身利益和需求目标。只有当政府政策能够促进民生的解决，经济增长才能够与百姓密切相关。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最大的民生问题有所不同、有其重点，它既是具体的又是变化的。在改革初期中国处在“温饱”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和“贫困”问题；中国开始进入“小康”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就转化为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人口最多，关系切身利益最直接。中国政府在破解这些难题上取得了令世界惊异的成绩。但2008年还得大力加强投入。我认为现在中国政府走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一种分享型的增长和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本报记者杨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