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科学的春天”

采用激光照排技术后，我国报纸印刷业全面进入现代化。（资料照片）

编者按：今年3月18日

师昌绪：基金制推动基础研究发展

本报记者齐芳

两院院士师昌绪说，30年前，“科学的春天”融化了束缚科学发展的坚冰。无论是否参加大会，大家都感到是那样振奋人心！“科学的春天”是同改革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良好氛围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切入点，师昌绪坦言，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后，各行各业都在探索体制改革的道路，科技界也不例外。1983年，中国科学院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建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采用专家评审这种新的模式，面向全国遴选基础研究项目予以支持。这种探索得到了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和好评。1986年，中共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基金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该说，基金制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应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是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是党和政府尊重科学家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推进民主管理科学技术实践的重要里程碑。

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走过了22年，为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过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专家，科研成果大多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站到了学界的前沿。

师昌绪说，30年，不应仅仅是回忆，更要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吸取经验教训，为未来的发展做好铺垫。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把握新科学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各种挑战，使中国的基础研究实现一个大的发展。

李大潜：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国际潮流

本报记者 余传诗

刚获得上海市科技功臣奖的复旦大学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大潜，前不久在北京还被授予了华罗庚数学奖。同时身兼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李大潜，在偏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应用方面，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谈到30年前的科学大会，李大潜激动万分,他认为郭老提出的“科学的春天”代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声。“经过十年动乱，广大科技工作者都希望能够真正投入科学研究，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实事。科学大会的召开让我们科技工作者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它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李大潜说。

科学大会以后，李大潜成为“文革”后我国第一批出国访问的学者，到了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法国杰出的数学家，也结识了一大批来法国访问的世界各国的数学家。“走出去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同行是如何思考的，国际上应用数学的发展状况。正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能够融入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能够走向国际科学技术的前沿。”李大潜认为，“我后来在应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谈到当年为出国进修在北京突击补习法语时，李大潜动情地说起了他与老师苏步青的一段往事。那年苏步老70多岁了，正是苏步老安排了他去法兰西学院进修，要把过去的时间夺回来。临行前，苏步老陪自己的学生登上了北海的白塔，感慨万分，即兴赋诗一首，李大潜至今记忆犹新：今日登临嗟我老，他年驰骋待君还；迎机倾刻飞千里，咫尺天涯意未阑。

刘青：科技强国战略的巨大号召力

本报记者 张蕾

“从1978年迎来‘科学的春天’，到199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今天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科技强国的重要意义。”作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职副主任，回忆起祖国科学技术事业近30年的发展历程，刘青感慨不已。

“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人们的观念得到了更新，思想得到了解放，科技工作者日益受到社会尊敬，科学精神不断在社会弘扬。随着党的一系列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有利于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制度的建立，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涌现出来，科学技术各项工作正在迅速发展。最近，‘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工程和‘南海一号’古沉船打捞的成功实施，不正应了《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提到的‘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吗？”

“我国科学技术名词术语规范工作在‘科学的春天’里得到蓬勃发展。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科技名词工作历史悠久。到了近代，我国科技落后于西方，但科技名词工作仍然在进行。新中国诞生后，于1950年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开展名词审定工作，后因‘文革’而停滞。1978年12月，在科学技术界专家的大力呼吁下，通过当时的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名上报，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经过钱三强、卢嘉锡、路甬祥三任主任委员的领导，现已审定规范了70个学科30万条科技名词，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刘青说。

回首过去，令人难忘；放眼未来，催人奋进。刘青对于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盼：“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优良传统，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我国早日迈入科技强国行列而努力。”

钟山：中国航天不平凡的30年

本报记者 吕贤如

我国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说，全国科学大会以来的30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大发展、大建设、大跨越的30年，我国航天科技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大发展。在（导）弹、（火）箭、（卫）星、（飞）船各领域，从科技成果，到科技项目，都呈现出几何级数即成十倍成百倍的迅猛增长。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间，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正是在这后30年，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初创走向成熟。

其次是大建设。从管理体制、到运行机制、法制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不论是管理基础、材料、工艺、元器件、测试领域，还是标准化、通用化、规范化、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建设，包括规章制度、实验室、生产工具条件建设，全都面貌一新，跟上了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

第三是大跨越。不论是质量、水平，还是研制深度，民用军用两大领域双双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从民用卫星、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我国民用航天成就显著。军用方面，打破了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我国导弹技术在第一代徘徊的局面，各种类型导弹几乎都实现了三次跨越式发展：跨越了第二代、第三代，正在向更新一代技术迈进。

追根溯源，这三大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第一次科学大会，得益于由此营造的思想解放、尊重知识、尊重科技、尊重人才的政策环境。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调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我深感，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侯建国：和着春天的旋律步入科学殿堂

本报记者 李陈续

“用浪漫的诗意来表述的话，我是一个和着春天的旋律起舞的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侯建国常用这样的语言概括自己科学研究的人生旅程，表达自己生逢盛世的欣慰和幸福。

侯建国回忆说，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1978年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是郭沫若“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的宣告，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激发了他对学习的巨大热情。

“我是伴着春天的脚步声走进科学的殿堂的，从此与科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侯建国说，经过工作之余的艰苦自学，1978年，他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5年在美国深造、工作，后来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在利用高分辨率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单分子特征和操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为单分子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理论和实验上的重要贡献。2001年，他与杨金龙教授等在国际上首次直接“拍摄”到能够分辨碳60化学键的单分子图像。2003年，侯建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所在的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在量子调控和单分子研究等领域，也已在国际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国家兴而科学兴。侯建国认为，30年的沧桑巨变，使中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走上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道路。他说：“我对我所处的伟大时代充满感情，也非常珍惜今天的机会，立足于做好眼前的事情，争取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贡献更多的创新成果！”

李正名：“那份鼓舞，三十年记忆犹新”

本报记者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张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名教授清楚地记得：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际，“科学的春天”翩翩而至。那一年他47岁，是南开大学的一名讲师。就在那一年，李正名和他的研究组因及时跟踪国外新农药进展，成功制备出了“新杀菌剂叶枯净”，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而受到大会的表彰。

30年过去了。今年1月，当李正名荣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时，他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领导着“研发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绿色除草剂”的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李正名在这30年里，先后5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正是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鼓舞着我们在科学的山峰上不断攀登！”李正名感慨道。

李正名认为，从当年的仿制到如今的创制，我国农药研究的发展历程就是国家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不会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只有不断创新，中国的科学水平才会得到世界应有的尊重。”李正名扳着手指细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科研人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稳定的支持，科研环境不断改善。他已在连续5个“五年计划”中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并得到教育部、科技部、原化工部和天津市科委的鼓励和资助。从今年开始，国内使用量最大的5个高毒杀虫剂品种在我国被全面禁用。“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要求我们加快绿色农药的创制研究。我时时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很重！”李正名说。

这次在人民大会堂颁发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时，会议特别安排70岁以上的获奖人坐在第一排。这让刚刚度过77岁生日的李正名院士又一次感到了30年前的那份尊重。“代表们都说，国家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科技体制改革越来越开放，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再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经南：科技为高校带来大发展

本报记者夏斐

“正是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30年来，我们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取得了载人航天等重大成果。而且，培育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群，攻克了一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关键共性技术，并通过工程示范和推广应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掌握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的核心技术，提升相关领域整体技术水平，保障国家安全；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激动地对记者说。

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指导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刘经南介绍，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武汉大学等高校确立了立足区域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力求在学科交叉方面有所作为。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武大通过“985工程”建设，注重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大跨学科的力度，构建跨学科跨学院创新平台，提高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能力。

在科技强校思想的指导下，武大紧跟国家科技发展形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教科研进展。如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是跨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科和工科的多学科交叉大平台，学校利用自身优势，成立了“武汉大学水问题研究中心”，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水环境的保护开展广泛的综合性研究。

随着发展，学校认识到医学在服务中部地区发展中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把生物学和医学结合起来建立大生命科学平台，充分整合发展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科资源，重点推进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与人类重大的疾病防治、人口与健康交叉延伸，以及与病毒学整合交叉延伸，用学科综合优势促进医学的全面发展。

陈述彭：科学家要勇于为真理而献身

本报记者冯永锋

中科院资深院士陈述彭回忆说，“1972年，美国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发射成功，接收下来的大量卫星照片色彩鲜明，分辨率高，向人们展现出遥感技术所具有的诱人前景。当时我坐不住了。作为多年从事地理学、地图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认识到遥感技术的引进将会给地理科学带来什么。当时天空中的乌云还未散尽，我尚未正式恢复工作，只能在极有限的国内外报刊中注视着国际遥感技术发展动向，向当时院、所领导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陈述彭说：“在这个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同志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他说，‘从现在起，给你半年时间为推动遥感工作进行广泛宣传。’从此，我又成了大忙人。”作为“文革”后第一个遥感代表团团长，陈述彭率团出国访问；为《现代科学技术简介》大型通俗读物撰写稿件；到广播电台、电视台去讲述遥感技术的基础知识。

接着，国家开始拨出专款支持遥感技术的研究。中科院地理所从国外购进遥感图像处理设备和全套中国卫星照片。由原地理所航判室等部分同志为基础的遥感应用研究所开始筹建。联合国开发署也以150万美元支持中国发展遥感技术。就这样，中国遥感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78年以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科学家先后开展了“腾冲自然资源遥感”、“天津城市环境”、“二滩水力开发”等三项国家级重大遥感应用试验。在这些工作基础上，197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遥感所。从此之后，一个个遥感实验相继开展，一项项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一项项新技术被有意识地应用到遥感中。遥感应用研究所现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遥感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成为国际知名的遥感科学机构。

陈述彭说，科学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也要时刻记住，科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归功于生产的发展。没有前辈们开创出来的局面和大量积累，没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一切都会落空。科学的本质在于创造。科学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要勇于为真理而献身。

欧阳志远：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力度待加强

本报记者张蕾

“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实质是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性。”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教授欧阳志远这样概括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够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欧阳志远说，这段话阐明了自主创新和学习引进的辩证关系。由于当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极“左”思想，一概排斥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引进，所以强调了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但是，中心思想仍然是在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队伍这个问题上。

他说，过去30年，通过学习引进，我们历练了队伍，极大地增长了才干，主要是在对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追踪认识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在科技队伍当中也弥漫着一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空气，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力度都严重不足，这种精神状态成为中国科技腾飞的主要障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来自科技人员的思想认识之外，还来自我们的科技管理，这就是以西方科学为基准的、表面精确而实际粗放的量化考核，它严重束缚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使科学的春天更加灿烂，就有必要重温第一次科学大会的精神，进一步进行改革，以真正激发出民族的科学创造活力。

黄伯云：即使引进，也要走自主创新道路

本报记者唐湘岳 龙军

“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科学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科学大会召开30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加速前进的历史。”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说。

黄伯云说，创新型国家应具备几个特点：一是创新综合指数应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二是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在2%以上；三是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在30%以下。“显然，我国离这个标准还有较大距离。要缩小这个差距，科技工作者和高校责无旁贷。”

黄伯云说，科技工作者和高校，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首先必须瞄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把解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难题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发挥学科、专业、团队等方面的优势，搭建大平台，汇聚大团队，承揽大项目，加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关键是要大力加强自主创新。”黄伯云说，有一些核心技术，既很难引进也买不到，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在黄伯云看来，与创造成果同等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创新成果的转化，使其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黄伯云表示，科技工作者要积极参与到“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去，通过产学研有机结合，努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