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西安2月21日电(记者杨永林)为配合西安市行政中心建设工程,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2007年对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村东北的张家堡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汉代墓葬440余座,出土陶、铜、铁、铅、玉石、骨等各类文物近3000件。尤为重要的是此次发掘了三座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墓葬规格较
这批墓葬位于汉长安城东侧,距离长安城仅2500米,墓葬以西汉中、晚期墓葬为主,少量为西汉早期和新莽时期墓葬,墓主生前应为长安城内的居民。从出土器物来看,均为西汉时期墓葬常见器物,陶器以红彩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器类以鼎、盒、壶、仓、奁、灶等为主,但也发现了三座中型墓葬,墓主生前应是具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贵族。
三座墓葬规模较大的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其中编号为M110和M114的墓葬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而M115墓葬在盗掘严重的墓室内残留一枚“大泉五十”铜钱,大泉五十铜钱是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制所始铸,终止于地黄元年(公元20年),具有明确的年代指示作用,因此M115的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M110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共出土器物43件,均置于墓室后部,该墓出土的玉衣片,玉质较好,制作精细考究,是西安地区汉墓出土的为数不多的玉衣之一。
M114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共出土器物85件,主要置于墓道两侧耳室内,所出釉陶器组合完整,器体宏大,其中釉陶仓高达43.5厘米,釉陶壶高达45厘米,此类大体积的釉陶器在西安地区汉代小型墓葬中没有出现过,只是西汉中晚期大中型墓葬中偶有发现。
M115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筑墓室,共出土器物203件,主要置于墓道两耳室内,出土的5件铜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伟,通高44.5厘米,重约20.5公斤,4件大釉陶鼎,形制、纹饰与铜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约9公斤。出土的铜蒸馏器为一件实用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铜?和豆形盖组成,此器出土时放置有序,铜?置于筒形器内,豆形盖置于铜?之上,此类组合的蒸馏器之前未有发现,以构造来看,应当用作蒸馏药、酒之器。其构造原理之合理、技术之先进令人称奇,它的出土为汉代饮食和医药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副所长程林泉研究员介绍,三座中型墓的墓主生前应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高级贵族。从铜和陶组成九鼎的数量和墓葬规模综合分析,M115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甚至高至列侯。M114墓葬形制大小与M115相近,出土的黄釉陶器数量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多,体量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大,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M110墓葬规模较M114和M115略小,该墓出土有较多精美玉器和玉衣片,根据《后汉书》记载,皇帝、诸侯、列侯、贵人、公主等皆可使用玉衣,目前出土玉衣的墓葬级别多高达王、侯一级。从M110墓葬规模和棺椁数量推测,墓主的身份地位应接近M114和M115的墓主,使用玉衣可能是因其有特殊贡献而被赐用。
这批墓葬数量众多,时代自西汉早期至新莽时期,分布集中于汉长安城遗址东部,一方面说明汉长安城东部确实是西汉时期汉长安城内居民的集中墓地,另一方面为汉代社会生活、汉长安城布局以及汉代“市民”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并进一步对解读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西汉中期以后,礼制渐衰,墓葬中已不再流行铜礼器随葬,而是以陶器为主,以实用器为主。王莽时期实行托古改制多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货币方面的改制已由以往出土的“王莽货币”得到印证,但礼制方面的改制尚缺少考古材料。115号墓随葬的九鼎是王莽托古改制的真实物证,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是如何依据《周礼》来恢复古制的,对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15号墓的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不晚于公元23年(王莽被杀),如此年代明确的王莽时期大中型墓葬在全国也极为少见。115号墓及其随葬品为王莽时期墓葬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学标尺,对考古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图为珍贵的铜蒸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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