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师大二附小的三年

方汉奇近照。袁新洁摄

1931到1938这7年间，由于中原板荡，父亲的工作变动频繁，家庭居无定所等原因，我先后念了四个城市的七所小学。其中念的时间最长的，离开后时时让我魂萦梦绕意惹情牵的，还应属北京的实验二小。

这所小学，当时的校名是师大二附小，是一所声名远播、历史悠久的老学校，地址在北京西单西南侧的两个东西向的小胡同之间。当时的校门向南，开在东铁匠胡同，现在似乎已经改为向北，在手帕胡同这一侧了。1934年，家里从西安搬到北京后不久，我就从西直门附近的一所小学，转到这所小学就读，从二年级下学期，一直念到五年级的下学期。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的抗日枪声打响，举家离开北京，辗转逃难到南方后，才被迫离开了她，先后在她的怀抱里受教近三年。当时用的姓名是方汉迁。后两个名字音近“汉奸”，转学到南方后，经常遭到同学们的戏谑，才改成了今天使用的方汉奇这个名字。

第一次到师大二附小报到，是由母亲领着去的，先到办公室去见校长。记忆中的这位校长姓孙，名字中彷佛有一个庆字。当时，他正在刷牙，看来似乎是以校为家的样子。打了招呼之后，母亲又带我去见一位老教师，她当年的班主任。指着我对她说“老师，我把儿子也带来了”。原来母亲小的时侯，也在这所学校就读。毕业后上了师大女附中和女子师范大学，在后一所学校和刘和珍同班，当过鲁迅的学生。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老学校，师大二附小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教学管理是严格的，教学水平是很高的。举例来说，这个学校从五年级起，就给学生安排英文课。此外，校内供教学用的标本室，供学生阅览用的图书馆，都颇具规模。高小的语文教学中，偶尔会选用少量的古文和旧体诗词。老师还鼓励大家记日记，每两周安排一次命题作文。学生们在校内所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十分扎实的。

然而，和同时代的其他小学比较起来，更具特色的是她有意识组织的大量课外活动和课外教育。

首先是课外阅读活动。校内图书馆的规模不小，在我念过和见过的小学中是最大的。阅览室里陈列着《晨报》、《京报》、《世界日报》、《实报》、《儿童世界》、《儿童时代》、《良友》等供小学生阅读的报刊。从借书部可以借到不少当代名家的作品。如茅盾、沈从文、郑振铎、王鲁彦、丁玲等人的文集，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等。这些书，加上传统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和同学私下里互相传阅和借阅的《七侠五义》、《小五义》等之类的武侠小说，《包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海公大红袍》等之类的公案小说，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其中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当时未必都能看懂，但也囫囵吞枣地把故事看了下来，无形中提高了我们的阅读能力，丰富了我们的文史知识，成为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

其次是大量的课外文体活动。包括校内外的体育比赛、文艺表演和远足等之类的集体活动。体育比赛以球类为主。我所在的那个班排球打得最好，当时练的是九人制的排球，每个人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主攻手永远站在二排中的那个位置。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班的那位担任主攻手的名字，他叫蒋隽仁。只要他出场，就一定赢球。重大的校际比赛，会安排到南新华街路西当年北师大校本部的那个大操场举行。文艺表演通常在重大节日和校庆日进行，事先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排练。印象较深的是一次化装高跷表演，我化装成一个当时街面上常见的扎吗啡的叫花子，自以为十分形似，不料第一轮筛选，就被淘汰了。理由是形象不好，有伤大雅。在班里的文艺表演积极分子中，一位叫濮思洵的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隔五十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和导演苏民。濮思洵是他的学名，苏民是他的艺名，著名演员濮存昕就是他的儿子。如今儿子的名气已经超过了老子，真个是雏凤清于老凤声。此外，学校还组织我们去逛过厂甸、陶然亭，到西直门外的五塔寺、德胜门外的大钟寺去“远足”。这些活动，都帮助我们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社会的接触和了解，学到了不少书本以外的知识。

再次，是特意安排的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逢“五・三”、“五・七”、“五・九”、“五・卅”、“一・二八”、“九・一八”这些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纪念日，老师们都利用集会和讲课的机会，耳提面命地教育我们“勿忘国耻”。音乐老师则教我们唱“长城谣”、“毕业歌”等救亡歌曲，教育我们要“肩负起天下的兴亡”。“一二・九”运动爆发的那一天，大中学生的游行队伍，曾经到达学校附近的西单一带。我们放学后，在老师的指点下，曾特地到那附近，看游行队伍留下的痕迹，听周边群众谈论游行时的盛况，体会到国难的深重，和奋起救亡的必要，受到了很大的激励。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上述活动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事件。那一天，全班同学由我们的班主任，一位教自然课的安姓女老师，带领前往西直门外的万牲园春游。这个万牲园就是今天的北京动物园。当时园里除了一群猴子和几头大象之外，没有多少动物，但对小学生们说来，还是有吸引力的。我们一行刚刚从学校远足到园门口，就遭到了一群日本浪人和高丽浪人们的骚扰，安老师出来交涉，竟遭到了他们的调戏。我们全班同学都悲愤填膺，当即罢游回校，全体趴在课桌上号啕大哭，发誓长大后要给老师报仇。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想报的并不是私仇，而是遭受侵略和耻辱的国家民族之仇。这一刻骨铭心的事件，我一直没有忘记，每一次想起，都十分激动。成为我在这所学校学习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记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8月，北京沦陷，我随家人经天津乘海轮到香港。还没有完成高小最后一年级的课程，就离开了我的这所母校。

我的这所母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自已的特殊办校风格的学校。她既注意通识教育，为学生打好坚实的文化基础，又为学生提供了开阔的视野，良好的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土壤，使学生们在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均衡的发展。我虽然只在那里待了三年，却深感终身受益。她对我后来的学习和专业方向的选择和发展，都是有重大影响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导，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著有《中国古代的报纸》、《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新闻史上的奇情壮采》、《方汉奇自选集》等，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中国新闻事业图史》等。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一次获吴玉章优秀教学奖。1991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师大二附小1934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