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一副深色眼镜,总是微笑着……虽已年逾六旬,藏族学者大丹增至今仍然为藏族传统文化忙碌着。
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他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做完:一是完成剩余的《大藏经》对勘工作;二是进一步酝酿出版藏文版的西藏民间故事、谚语、民歌集成;三是今年启动《中国藏药材大全》课题。
出生在拉
“达赖喇嘛说西藏‘文化灭绝’,完全是一片谎言。”在地处北京北四环外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丹增堆满书籍的办公室内,这位藏族学者平静地说,“我亲身参与和经历的一系列藏族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大藏文民间文艺集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文化部门搞十大文艺集成,少数民族地区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整理。”大丹增说,西藏民间故事、谚语、民歌的藏文集成工作始自1986年,1989年自己担任了西藏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开始参与这项工作。
“上千人在做这个,都做了十几年了。”他说,“西藏的民间文学太丰富了。我们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县地跑。”
“到1992年,西藏自治区70多个县中90%以上都出了这三套集成。”大丹增说,“我1993年调到北京之前,自治区卷的藏文初稿基本编撰完成。”
“有什么意义?你想想许多作为搜集对象的民间艺人现在已经去世,就知道这项工作的意义了。”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这不是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什么?”
大丹增略微停顿,进一步解释说:“比如说,以前西藏有很多劳动歌,现在劳动机械化了,那些歌也不唱了,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我们都记录在案,保留下来。”
“仅民间故事方面,自治区卷就可以出三大册。”他很有信心地说,“前年西藏自治区又专门为此拨了款。如果说我们是‘文化灭绝’,那还搞这些干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指出,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成立有专门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先后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西藏卷》以及民间舞蹈、谚语、曲艺、民间歌曲、民间故事等文艺集成,有效地抢救和保护了西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大丹增说,党和政府长期关心支持藏族文化,为完成这些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展工作,大批藏族和汉族学者做了长期的努力,“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工程。”
4000万元投入:对勘出版藏文《大藏经》
1993年,大丹增调到位于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
“我到北京以后,进一步加强了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工作,争取明年底完成。”大丹增说。
收录有4000多部经典和论著的藏文《大藏经》,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既是宗教典籍,也包含了许多藏族文化的内涵。然而,在流传过程中,《大藏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为统一校准内容、荟萃各版本特点,国家专门成立大藏经对勘局,对不同版本进行对勘出版。
“国家投入了将近4000万元,组织了上百人的专家队伍。”大丹增说,“我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仔细对勘。”
目前,经过对勘,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已经全部完成并出版,《甘珠尔》部分还在继续对勘,“一套大藏经将近200册,现在已经完成150册。只印1000套,从成本上看,差不多4万块一套。”
他进一步补充说:“每篇文章后面都有注释。今后还计划补充几篇后来发现、原来木刻版没有的文章作为附录。这样,《大藏经》内容就更加齐全了。”
“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工作,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大丹增说,“前年国内开国际藏学会,会议结束后,我陪同几位国外来的藏学家,包括一位从印度来的专家一起到青海、四川等地考察。听了介绍,看了对勘过的大藏经,来自印度的学者说,‘这个工程太伟大了’。”
大丹增介绍,对勘后出版的藏文《大藏经》已经成为十分贵重的礼物,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时,中央就将新出版的藏文《大藏经》分送给各个寺院。
“这是一项宏大工程,也是藏族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前无古人的工程。”大丹增说。
《中国藏药方剂大全》:集中了1万多个方子
藏医药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疗效。
曾经兼任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所长的大丹增说:“过去在拉萨只有一个藏医院,条件非常有限,主要是为旧西藏的上层人士服务。”
大丹增语气逐渐有些沉重:“那时候天花等传染病流行,普通百姓缺医少药。我父母有7个孩子,夭折了两个。”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国家非常重视扶持藏医药事业发展。除了自治区有专门的藏医学院、规模很大的自治区藏医院,西藏各个地区和各个藏区也有藏医院,各县人民医院则有藏医科。”
“藏药已经成了西藏的一个支柱产业。”大丹增乐观地预计,随着国家对传统医药的进一步重视,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加大对藏医药发展的投入。
“北京藏医院就有很多从国外来看病的,有些人还要求在国外合作建藏医院呢。”他说,“古老的藏医药焕发了青春。你说,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保护和弘扬吗?”
大丹增兼任藏医药所所长后,和同事一起在藏医药保护方面动了不少脑筋。他说:“我当了所长以后,前几年搞了一个中心级课题,也就是国家级课题,编撰出版《中国藏药方剂大全》,用藏文整理,集中了1万多个方子,争取今年底出版。国家投入了很大资金,集中了全国二三十位藏医专家协作。现在又搞了个课题,出版《中国藏药材大全》。从今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青藏高原的药材资源进行普查,出版时配上图片和说明,注明分布情况、主要疗效,以及开发和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实实在在做了许多工作,但宣传得很不够”
上世纪80年代,大丹增曾担任《西藏文艺》主编,这是一本专门发表藏文文学作品的杂志。
“当时主要是想通过文学这条途径,进一步鼓励对藏语文的使用。”他说,开始时作者很少,但无论如何也要把创刊号推出去。第一期印了1万册,一抢而空。
他接着说,杂志社举办了很多培训班,介绍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文章等方面的写作知识,培养了一批年轻作者,出现了藏文文学创作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
“我们非常重视藏语文的使用。”大丹增说,“为什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要出藏文杂志,办藏学出版社,重点也是出藏文图书。”
据他介绍,中国藏学出版社平均每年出上百种图书,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藏文。《中国藏学》是专门发表藏学研究成果的,以藏、汉、英三种文字出版。
“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出了2000多种图书,其中上千种是藏文,包括很多藏族传统文化典籍。”他认为,这样系统出版藏文图书,在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我们为保护藏族传统文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大丹增坦率承认,“当然,宣传得很不够。”
西藏很多方面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现代化的――大丹增颇有感触地回忆说,在国家的支持下,国内研发了藏文输入系统,使藏文迈入了计算机时代。大丹增透露,在对勘藏文《大藏经》的过程中,就突破了很多技术难题,比如说一些典籍里梵文中的“叠字”往往由十多个字组成,如何输入电脑是很大的技术难题,“后来在国家支持下,这些技术难题都攻克了”。
“我亲身参加了藏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深有感受。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保护藏族文化,也是真心实意弘扬藏族文化。”大丹增最后说。(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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