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中的主流学术,渊博精深,源远流长。在其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汉学与宋学占有十分重要地位。自宋以下,宋学取代汉学,无疑又成为国学发展的又一座高峰。然而人们涉及宋学的定义,就出现不同意见。我们讨论与研究宋学,又避不开关于宋学内涵的界定,必须就“宋学”的定义取得一个共识。为此,
第一种认为:“宋学”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与汉代“汉学”相对的一种学术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经学研究流派,即区别于经文考据的、重于经义阐述的“义理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清初经学“要其归宿,即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周序同在《“汉学”与“宋学”》一文中说:“从两汉一直到清末以前,这一千余年的长时期中,所有学术思想就是汉学与宋学两大主题。”邓广铭说:“宋学不过是对汉学的反动。”汉学之所成为宋学的对立物,是由于汉学只从辑补、校正、训诂入手,从而形成了重考据训诂的研究方法,久而久之,演变为钻牛角尖。以至于有的汉代经师为了解说经文一二个字,居然动用了三五千字加以考据,陷于烦琐的泥坑。从而失去了生命力,致宋学应运而生,取代了固步自封的汉学。宋学摆脱了汉学的章句之学,从经书的要旨、大义、义理着眼,去探究其丰富的内涵,所谓阐释微言大义。从学术角度来说,它是从宏观上去把握,开辟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新时代。
第二种认为:宋学就是宋明理学,或谓“宋代新儒家学派”。
钱穆在《中国政治得失》一书中称“宋学,又称理学。”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则谓:“中国哲学,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而西洋哲学,文字虽精,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邓广铭则说:“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他以为理学只是新儒学的一个分支。
第三种观点,提出“新宋学”的概念,国学大师陈寅恪从历史文化角度立论,认为“新宋学”包括宋代整个学术文化。他指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或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而已。”显然,新宋学不局限于思想史范畴,它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及思想史等各个领域。
宋学研究源远流长。首先,我们可以追溯到清代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它以宋代学术人物为主线,按学派与地域,结构两宋整个时代的学术史,当然,还比较粗糙,算不上规范的学术史。但它开启了宋学研究的先河,其功不可没。而且,当今探讨宋学,绕不开它,必须参考这一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专著。
进入20世纪,宋学研究有了新进展。上半叶,最早、影响较大的三部宋学著作是:《中国理学史》(贾丰臻)、《宋学概要》(夏君虞)、《理学纲要》(吕思勉)。上述三种著作,明显地受《宋元学案》的影响,未脱离按人物、学派、地域三要素叙述的方式。但已有新思路的探索。如夏著《宋学概要》已显露出试图描绘两宋学术全貌的努力,并非单一地论述理学史。
20世纪中叶以后,接近现代学术史写作规范的宋学著作开始陆续出现。思想史通史中辟专章论述宋学的,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及《宋明理学史》,这三种著作,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迄今不衰。它们首先运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淡化了《宋元学案》中按地域编排学术流派思想方法,揭示了传统学案体系中未能达到的学术思想的内核―历史的、社会的因素,并据此调动相关人物与学术流派予以综合,从而比较清晰地彰显出各流派的学术特色。可以说,冯、侯二位开辟了当代宋学研究的全新模式,其功不可没。从历史主义角度看,《宋元学案》所提供的学术信息量更大,这是它的优势;而冯、侯之著作,则在研究方法、思路上,比较客观、合理,符合科学性。二十世纪中叶学术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以人物为核心与纲领的章节体系,掩盖了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学派的形成、发展,与各学派之间的互动,这是全景式的,不可能以人物为纲领予以包括的。
这个问题,到了20世九十年代,已引起学术界深刻反思。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首先对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进行了改革,采用从广阔的历史、社会领域中梳理、选择学术史材料,以构建学术演变史的新路子。这一著作具有创新精神,已成为学术史(包括宋学)描述的又一模式。
断代学术史方面,尤其是本文所关注的宋代学术史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至21世纪初,有突破性进展。学术界对宋学的认识,渐渐地从宋学单一地与理学挂钩,开始向宋代儒学复兴与宋学延续发展深入。宋学不应看成单一的学问,而是多元化的学问。诸如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张立文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都把理学看成是宋学发展一个阶段,并将宋学与元明儒学联系起来。
余英时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对宋学的成因,有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从士大夫政治文化角度出发,对宋学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有独到的见解。是一部颇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佳作。
然而,从多元文化角度研究宋学的,还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包弼德(PETERKBOLUE)《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庐国龙的《宋儒微言》,前者将宋学与文学联系起来,后者把宋学和政治联系起来,这是向广义宋学研究走出的第一步。其后,出现了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概念》等。这是十分可喜的新现象,一提及“宋学”,人们不再只想到理学或新儒学,新宋学还包括历史、文学、艺术等等。
综观一个多世纪来的宋学研究路程,宋学的学术视野越来越宽广,实际上已成为一门多元的、跨学科的研究。其时间也不止于宋代,而是一直延续到明清。故尔,有人称之为“大宋学”。(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