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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集团是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破坏者

2008-04-17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最近在西藏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损失。事实证明,这起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

一、对极少数僧人参与打砸抢烧活动的分析

在打砸抢烧活动中,可以看到一些僧人的身影。为什么僧人会参与,其根本的原因与达赖集团的渗透、

煽动有密切的关系。

自一世达赖根顿珠巴开始,达赖世系中不乏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自清朝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掌握西藏政教大权以来,出现了五世、七世、十三世等政教方面有建树的达赖喇嘛。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正是利用这样的宗教影响和地位,一方面,欺骗广大信教群众的朴素和虔诚的感情,蛊惑和收买一些信徒,利用和煽动他们制造各种事端。另一方面,达赖集团利用宗教的外衣,通过欺骗宣传,依靠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制造国际舆论,获取不明真相人们的同情,伺机制造事端,企图把中国搞乱。在其政治图谋不能得逞或自认为有机可乘的情况下,他们便采用暴力手段,制造事端。寺院和僧人是达赖集团长期经营的对象。他们曾扬言掌握了一个活佛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寺庙,控制一个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企图把寺庙当成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基地,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僧人充当他们从事分裂活动的急先锋。这次拉萨暴力事件中确有僧人受到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煽动参与其中,但那只是西藏僧侣中的极少数。达赖打着宗教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蒙骗世人,蒙骗信徒,更加暴露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和宗教上的虚伪性。

二、达赖集团是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破坏者

大量事实证明,达赖集团是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破坏者。他们的言行破坏了藏传佛教正常宗教活动,违背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训,违背了佛教最基本的戒律,亵渎了佛教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

仅从达赖集团破坏和干扰活佛转世工作、扰乱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学经活动、迫害异己信仰者的行径中可以看出达赖集团的政治图谋。

达赖集团违背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干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工作的正常展开。在西藏,活佛转世并非自古就有的传承继位方式,是在西藏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的宗教和政治相结合的产物。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在宗教仪轨方面,从寻访灵童打卦问卜、朝看圣湖、四处寻访到辨认遗物、检验灵童、最终筛选、正式坐床等一系列的程序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渐渐形成并成为特定的宗教仪轨。在历史定制方面,自元朝起始,中央政府封八思巴被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首开中央政府向西藏高僧册封名号的先河。到明朝时,中央政府采取以“多封众建”的策略,向西藏僧俗政教势力封授各种名号。清朝仍保留以册封宗教界人士名号来治理西藏的基本政策。1793年,乾隆皇帝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以金瓶掣签方式确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活佛为主的主要活佛的转世灵童。从此,金瓶掣签就成为活佛转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中央政府管理活佛转世的基本惯例和历史定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恢复以来,达赖集团在活佛转世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始终没有停止过。1989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党中央、国务院对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十分关心。国务院于1989年1月30日作出“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事宜,报国务院批准”的决定,并公布于世。从这一刻起,达赖集团开始干涉和干扰寻找灵童工作。在班禅转世工作中,寻访小组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于1995年2月寻访到了来自五省区46个县的28名候选灵童。眼看即将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遴选出班禅灵童,1995年5月14日,达赖以分裂祖国为目的,公然违背历史定制和第十世班禅大师的遗愿,践踏宗教仪轨,破坏宗教程序,对抗中央权威,擅自在印度宣布所谓的班禅灵童。他的所作所为在我国藏传佛教界的信教群众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严重破坏和影响了班禅转世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行为遭到了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坚决反对。

为了进一步使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为了阻止有些境外组织和个人干涉和干扰活佛转世工作,甚至利用活佛转世进行渗透破坏,国家宗教局于2007年7月颁布和实施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办法》的颁布实施,规范了活佛转世事宜,满足了藏传佛教界的要求和信教群众的愿望。《办法》的颁布,体现了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寻访和认定方面的宗教仪轨的充分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历史上形成的中央对活佛转世管理方面的历史定制的继承和完善。《办法》使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引向法制化。

在藏传佛教学经方面也是达赖集团渗透和干扰较大的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政策落实,1985年12月16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恢复拉萨祈祷大法会的通告》,“决定从1986年即藏历火虎年新年起,恢复在拉萨大昭寺内举行的祈祷大法会”。1986年2月,在班禅大师的主持下,传统的拉萨祈祷大法会在大昭寺前举行,1986年和1987年传昭大法会中三大寺共有17名高僧考取了拉让巴格西学位。这是藏传佛教界盼望已久的事,但好景不长,1988年传昭大法会即将步入尾声之际,即3月5日在达赖集团煽动下拉萨发生严重骚乱事件,破坏了法会的正常进行。自此,一年一度的拉萨传昭大法会又一次被迫中断,严重地破坏了正常宗教活动,也严重影响了僧人学经活动的正常开展,阻碍了学经晋升学位的工作。达赖集团在境内学经方面制造干扰的同时,又以授予学位为诱饵,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吸收境内寺院中的年轻僧人到他们身边,灌输他们的思想,然后又派回到原来的寺院,制造混乱。

在排除达赖集团的干扰和影响后,中断了16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考试制度于2005年得到恢复,至今已经有22名僧人,经过层层考试,从众多学经僧人中脱颖而出,最后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此外,针对藏传佛教佛学院的教育特点,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从2004年9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正式招收了学衔班,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区的11名僧人成为首届高级学衔班学员,标志着具有现代特色的藏传佛教新的学衔――“拓然巴”学位制度诞生。到2007年已有33名学僧获得了“拓然巴”学位。

达赖集团在利用杰钦修旦护法神来排除异己力量。按十四世达赖自己的说法,他禁奉修旦神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信仰“多鬼”会有损达赖的身体安康和危害“西藏事业”;二是修旦护法神是修异说、发“恶愿”的教派。其实达赖喇嘛自己及其经师都曾经信奉该护法神,但是为了借反对修旦神以维护自己的宗教地位、企图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引起事端,把该护法神视为鬼、信奉该护法神者为异说教派,扬言所有寺庙的僧人一律签署保证书停止供奉杰钦修旦,要全体流亡藏人认清杰钦修旦的害处,并威胁说继续供奉的人将成为藏人社会的公敌。“藏青会”、“藏妇会”组织及其地方分会出动大批会员到藏人社区和寺庙搜查捣毁修旦神像,甚至砸窗户、烧房屋,骚扰、殴打信徒,进行人身攻击,使其不得安宁,许多人被迫离家离寺逃走。在这场“宗教”争战中,达赖集团尽其所能打击、诬蔑在流亡藏人社区中属于少数的杰钦修旦信徒,与其所宣称的“民主”和“自由”背道而驰。

三、达赖集团的所作所为违反了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和历史传统

作为藏传佛教信徒,所信守的戒律很多,从基础的五戒到比丘戒的250条,由信徒的层次而定。最起码信守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撒谎)。戒律,简单讲,就是防止佛教徒邪恶的法律。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而“戒律”并用,意谓维持佛教教团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戒”指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律”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属于形式的、他律的。佛祖涅?前,曾要求跟随他的弟子们“以戒为师,依戒而住”。可见守戒在佛教里是多么重要。此次暴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极少数僧人穿着袈裟,进行打砸抢烧活动。我们不得不质问他们作为出家人连这些最起码的最基本的戒律都不信守了吗?

达赖集团一系列破坏活动,亵渎了佛教爱国主义精神和藏传佛教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在佛教浩如烟海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梵网经》等经典中,都谈到了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如何护国的问题。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佛陀教导弟子们要知恩报恩,指出“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其中报国王恩,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报国家恩。因为在古代国王是一国之主,国王象征着国家的权力,是“一切国土之根本也,一切国土之明镜也,一切诸天之形象也,一切国人之父母也”。佛陀告诉佛门弟子“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佛祖讲的很清楚,作为佛教徒要慕乐祖国,知恩报恩。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至今依然焕发着生机,并激励着当代藏传佛教界的有识之士。

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在这一伟大进程中,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为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伯侄为代表的爱国爱教的人物群体,其中包括元朝历代帝师、噶举教派的历代活佛、萨迦教派的大乘法王、格鲁教派的大慈法王以及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大德。在抵制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藏传佛教界同西藏人民一道,在公元17世纪展开了驱逐西方传教士,关闭传教会,反对西方殖民势力以“传教”方式进行渗透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在反对分裂,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方面,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的势力。其代表人物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第六世热振活佛、第十一世帕巴拉格列朗杰以及其他一大批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以十世班禅大师为首的高僧大德和僧侣群众以“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护国利民”为己任,为西藏的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深受广大信教群众的颂扬。

翻开佛教经典处处可以感受到佛陀对弟子知恩报恩、慕乐祖国的谆谆教导;回眸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历史,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是相互融通、和谐发展的光辉篇章,回顾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我们为爱国爱教、维护主权的不朽的凯歌而深受感动。然而,某些人却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更甚者倒行逆施,企图否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藏传佛教工作是我国宗教和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藏工作和对达赖分裂集团斗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系到西藏和其他藏区反分裂的大局,关系到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我们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藏传佛教寺庙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依法加强管理,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坚持爱国进步,反对分裂倒退,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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