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文化研究是《红楼梦》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零章散篇谈及,比如,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其中就有多篇文章涉及了地域、民俗、民族等诸多文化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讨论中国文化的热潮中,鲜明地倡导《红楼梦》文化研究,并最早推出红楼文化研究成果《红楼
《红楼梦》乃中国小说、文学、文化之集大成者。该作在整体构架上运用了双层交汇的构思理念,即单章分列、又内在交合,囊括了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以及小说传播中的部分文化现象。诗性文化、戏曲文化、绘画艺术、园林文化、医药文化、梦文化、官制文化、奴婢制度、避讳制度、民俗文化、姓名文化、地名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游戏文化、家族文化、礼文化等,举凡19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蔚为壮观。胡文彬先生采用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的说法:“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一切的能力与习惯”。为了实现“意在探索古典小说研究的新思路,使文史结合的传统得到继承与发扬。”作者立足《红楼梦》的文学特征,同时又注重发掘其文化哲学的深层与普遍的意义,以避免套用、泛用、滥用、俗用文化学原理与概念而不着红楼边际之弊。首先从阅读文本开始,花费十余年的时间探索梳理,寻找文化的源泉与沿袭变革,特别是文化与文学的融汇与通变规律,从而找寻与建立起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其次,大量阅读了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红学研究的论著,广泛吸收、建立起学术研究的方法与学理基础。另外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明清史及相关研究著作,寻求《红楼梦》创作的源与时代的营养,以及曹雪芹对营养的吸收、消化与运用的根的本真,以期进入作家的视野与内心世界,明晰《红楼梦》创作的意图与宏旨,为学术的研究创造良好的文化与艺术的氛围。同时,广泛涉猎阅读了大量有关文化理论方面的著作,包括文化学、红楼文化研究专著,构建起宏大的宏观与微观的文化视野,这是胡文彬先生红楼文化研究走向成功的根本内因所在。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艺术结晶,《红楼梦》既是文学的,又是超文学的,因而一部《红楼梦》就远远不能局限于文学的研究,而应从文学进入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渗透性与综合性。一部《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文化史,或者更确切说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命运与历程的一个缩影。胡先生由外观内,既透过红学的外部社会历史背景准确把握红学研究发展演进之轨迹;同时又要由内观外,通过红学发展演进之曲线发掘其丰富深刻的社会文化含量。对于作品中重要的文化问题进行了科学系统而又丰富的梳理,作出了自己的独特判断与评价,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五彩缤纷、色香味俱全的文化大餐。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缩影,它没有停留在被历史挤压扁平的枯纸堆中,而是鲜活地流动在我们的血液中,涌动在我们每个华夏子孙的生命中。胡文彬先生将《红楼梦》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坐标中,做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对文化形态与小说的契合,从纵的方面,依据中国文化发展的源流,从横的方面,立足于《红楼梦》文本具体的描述,求其纵横相合。从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到官制文化、奴婢文化、服饰文化;从历史文化范畴到空间文化范畴再到时间文化范畴。多元文化的渊源、传承、整合,同一文化形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情节、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层面、影响范围及内涵。汇聚成一条汪洋恣肆的文化长河,以文化为底蕴、以情感为源泉,汹涌澎湃、波澜壮阔,展示了中华文化有血有肉的情理交融的壮丽景观。
文本解读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型的工作,没有穷尽。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解读。然而无论怎样解读,都不能绕开文学审美性这个根本的问题。文化研究中如何体现和保持文学的审美性?胡文彬先生避开了红楼文化研究中“索引派”和“考证派”等路径,步入了一条红楼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文学-文化-文学,使红楼文化的研究文学化,信守所有的文化都是文学的文化这一根本宗旨,接近、敞开并进入作品的内在精神之中。准确地把握了文化是作者潜在的审美意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选择;是作品文本的审美性对中国文化的多层次、多类型的融会和显现;是抽象与具象的完美和谐的交融。
中华文化在《红楼梦》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是文化化的文学,更是文学化的文化。《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是一部构建宏大、内容翔实、定位准确、论述入理、细致精到的红学专著,为红楼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拓了崭新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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