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关岁末，我都能收到许春生老人寄自乡下的来信，他总是用平和的口气，告诉我一年的收成，收了多少稻子，交了多少公粮，除去化肥、农药以及一些“规定”上交的费用，还能留下多少钱。许春生老人已经70多岁了，他和老伴俩人种6亩地，跌爬滚打一年的纯收入，是一个让我并不欢欣鼓舞的数字。但他信中的口气是乐呵
许春生老人还跟我讲过他和老伴的一次旅游：烤一锅韭菜饼，灌满两瓶土井里打上来的甜水，老两口用一天时间，游遍了家乡的风景名胜：龙背山、善卷洞、玉女潭，还有竹海……家乡真美啊，他不顾疲劳，连夜撰写诗文。就是这样一位乡下老人的生活质量，总是让我在感慨的心头，平添一份欣慰。为自己，他几乎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在农村，他算是一个有些文化的人，但他一生躬耕，吮吸了他一辈子血汗的苍茫大地，不可能镌刻他的名字，而他利用农闲写的一些可以署名的文章，见报的机率却不是很高。回想起来，早年我在做报纸编辑时，只是偶尔发过他几篇小稿，就一直得到他的尊敬与信任。那么，有谁研究过一个农民怎样面对精神和物质上的迫切需求呢？许春生老人用那种不是来自纸上的冲淡平和回答了我们。
有一年年底，他在一封来信里，有些焦急地陈述了对农村现状的忧虑：除了粮贱，更有大面积的抛荒，青壮年劳力纷纷涌向城市，道理也许不错，但地里的庄稼没人种了，吃什么啊？传统农作物的日益凋敝，让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们，在困惑之中又添了一份忧虑。许春生老人虽然生活在闭塞的乡村，但每天通过报纸电视，也知晓些国家大事。他壮着胆子给共和国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用大量通过调查得来的数字给总理算了一笔笔帐：一个单靠种田的纯农户收入是多少？一年四季各种上缴费用摊到人头上又是多少？一个村的抛荒面积有多少亩？多少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村干部？对于赤手空拳的农民来说，调整产业结构，接受“入世”后的挑战与冲击，存在着多大的困难？农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最希望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他对共和国的当家人讲的都是一个农民的贴心话，他还用历朝历代“伤农误国”的教训，提醒日夜为国操劳的总理，千千万万不可轻视农业，忽视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
让许春生老人感到欣慰的是，日理万机的总理虽然没有给他回信，但中央一个很权威的领导机构及时给他回了一封信，肯定了他信中的许多观点，并且告诉他，中央十分重视农业，一系列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已经或正在出台……
说来也神，他写了那封信以后，每年的年底，都会有省里、市里的干部登门拜访，征求他对农村政策的意见。他写给我的信，情绪也明显地高涨了。有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今年乡里办了好几期多种经营培训班，市里来的专家免费向我们传授种植草莓、平菇技术。村里还帮我家贷了3000元款，去城里买回草莓秧子，在屋后的空地上搭了塑料大棚。村里干部说，夏天草莓一上市，投下去的钱就能收回来。”
还有一封信里，他用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激动语气：“这些日子，我半夜里老会醒来，国家废除了农业税，咱们农民真的有奔头了。私下里，我老盘算，中国这么大，农民这么多，农民种粮交税，历朝历代可是经历了几千年了，国家该不会反悔吧？我真替那两位当家人担心呢。”
许春生老人后来的来信，竟是打听自费出书的事。“不瞒你说，这几年我种草莓、平菇赚了些钱，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滋味了。闲时我编的那些楹联，积下来竟有300多副。乡亲们说，编本书多好，让我们大家看看。其实，我想出本书的念头，已经埋藏在心里好多年了……”
在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许春生老人的楹联作品集，已经散发着油墨的清香，摆放在市新华书店的柜台里了。这在当地，真够得上是一条新闻呢！
春天过去了，夏收夏种又开始了。许春生老人和老伴又忙碌在他的6亩责任田里。我的脑海中常常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片无际的麦田，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奋力挥动着他们的镰刀；深色的衣衫，深色的脸，太阳在他们流汗的头颅上闪光，让我们体会着辛劳与力量；金黄的麦子在他们身后轻轻倒下，渐次成为一道温暖的背景。他们从来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来就和我们息息相关。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有千千万万这样挥动镰刀的人们，是改革开放，释放了他们内心的活力，改写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悲苦的历史。若不懂得他们，便不能算懂得现代中国。
我多么希望，许春生老人在以后的来信里，能告诉我更多令人振奋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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