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愧为党的好女儿
海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徐莉莉
冯理达是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和新中国第一任
5月13日凌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16小时,面对冯理达的遗像,海军总医院“冯理达抗震救灾医疗队”庄严宣誓后赶赴灾区;几天后,一支由14名“党娃”组成的医疗小分队,抱着冯理达的遗像也奔赴了灾区。不久,这两支医疗队分别被表彰为全军和首都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一位默默离去的八旬老人,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为什么会对后人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循着她用生命托举信念的人生轨迹,我们再一次深刻感悟到了信仰的力量!
冯理达在历史风云变幻中选择了坚定追随共产党。23岁之前冯理达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从父母爱国的言传身教中,从父亲的坎坷经历和深刻反思中,她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1945年,毛泽东亲自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她曾在家中两次聆听毛泽东的抗日救国主张。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的精神,使她进一步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1946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因反对内战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冯理达跟随父母前往美国,一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学习,一边协助父亲进行反蒋救国运动。1948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临行前,父母让她选择是回祖国还是留在美国。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冯理达毅然与父母一起,义无返顾地走向新中国。在她看来,向往共产党,就是向往真理、向往光明。
回国后,党组织将冯理达和弟弟冯洪达作为新中国首批留学生送到苏联学习。1958年,冯理达获得副博士学位,她谢绝苏联的真诚挽留,满怀激情地投身到中国免疫学研究工作中。“文革”期间,她的母亲被作为走资派批斗,她也被污蔑为“美苏双料特务”,一度被软禁。身处逆境,她不改初衷,坚信自己的人生选择,对党一往情深,忠贞不渝。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冯理达被调入海军总医院工作。她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历经劫波真理在,是非功过党皆知。”
在人生风雨中,冯理达始终追随党,历经磨难矢志不改。她曾用35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了对党的执著追求。1949年她在苏联留学时,就向中国留学生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此后,每年她都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调入海军总医院一年多时间里,她就先后5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当时她的入党介绍人、刚满20岁的护士张杰曾问她,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坚持入党,她动情地说:“我母亲62岁加入党组织,我比母亲年轻多了。我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入党。”1975年12月23日,当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的消息后,冯理达流着泪激动地说:“我终于入党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夙愿。”这一天,她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
冯理达生前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对党怀着一种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赤子之情,才能自觉为党尽忠,为国分忧。她曾29次作为中央和卫生部工作组负责人,带队奔赴流脑、霍乱、痢疾等重疫区,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偏僻农村,挨家逐户防病治病、调查研究。她的14份工作经验总结和研究论文,被国家卫生部转发用于指导全国防疫工作。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50多岁的她,以最快的速度骑自行车赶往医院,组织病人转移;1998年,抗洪抢险的紧急关头,73岁的她,主动向医院党委请缨,坚决要求加入医疗队奔赴灾区;抗击“非典”期间,78岁的她,天天吃住在办公室,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从报刊上收集整理出1200多万字的疫情资料,并自费2万多元复印成册,及时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党章在冯理达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在她的遗物里,有4个精致木盒,珍藏着她用毛笔正楷抄写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一幅幅长卷展开,足有百米,7万余字,字字力透纸背,饱含深情。她还把抄录的党章复印成册,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她所熟悉的党员干部和基层党支部。16年来,她先后赠送了750多套手抄本党章。
冯理达严格按照《党章》要求,一丝不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她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诚恳交心,从不敷衍。她还每年主动递交自我鉴定,外出时间超过两周,都以书面形式向组织汇报。从入党直到去世从未改变。她把交纳党费看得非常神圣,从来没有迟交过一次,她经常交纳千元党费,弥留之际还特别嘱咐儿子代交1万元党费。
如果说,对党章的感情浓缩了冯理达对党忠诚的情感底色,始终关注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则是她崇高的理性选择。作为一名著名医学专家,冯理达刻苦研读党的创新理论著作,生前阅读的《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等书籍,夹满了用纸条做的书签,书中满是圈圈点点、各种标记,书页上写满了心得批注。
数十年来,冯理达不仅撰写了100多万字的政治理论学习笔记和体会文章,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表达着对党的满腔忠诚。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有着近10年在苏联留学经历的冯理达,经过3天沉思,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建议:“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她结合自己的特殊经历和深切体会,给部队官兵和地方青年学生作理想信念报告40多场次,教育引导他们爱党、信党、跟党走。
冯理达把对党的忠诚凝铸成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她在学习笔记中写道:建设和谐社会,每个人都要担当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她进行健康健美长寿学研究的初衷,就是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担当这份责任。10年来,她撰写《健康健美长寿学》专著6部,先后为社会各界群众讲课1000余场次,把微笑、爱心和健康理念传播给人民大众。
母亲，我的人生导师
冯理达的儿子罗悠真
今年大年初二，母亲在我的怀中安然地去世了。这些日子，我一直沉浸在无尽的思念之中。
记得那是1959年秋季的一天，我日夜思念的母亲从苏联学成归来，那天我兴奋地跟着姥姥到北京站去接她。火车刚刚停下，我便看见母亲向我跑过来，她穿着裙装，戴着披肩，身上还有香水味，真像个“洋妈妈”。其实，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母亲一直享受着党和人民的特别关爱，接受党的培养教育，回国后很快就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之中。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母亲不是出差在外，就是早出晚归，有时我都记不起她的模样了。虽然我们母子平时见面很少，但她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教育，一有空她就给我讲姥爷救国救民的故事，讲爱党爱国的道理，还给我念《雷锋日记》，教我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969年，我在首钢当高炉抢修工，这是轧钢厂既苦又累的活。由于努力，两年后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我回来给母亲讲，她高兴得流泪了，一边在我烫起燎泡的身上涂抹药膏，一边歉疚地对我说：“悠真，你比妈妈进步快，妈妈还有差距，要向你学习。”这时，我发现母亲已经鬓发斑白，眼神里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羡慕与向往。我知道，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入党。为了这个追求，她付出的比我多，做的比我好，可是她总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母亲的这种执著和谦卑让我铭刻在心。1973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母亲穿上了军装，来到海军总医院工作，终于在50岁那年实现了入党的夙愿。当天，她就给远在外地当兵的我写了一封长信，自豪地说：“妈妈是党的女儿，咱们家全是党员啦！”
母亲对党的信仰,几十年风雨不改,矢志不移。“文革”时期，做了16年卫生部长的姥姥受到冲击，母亲也一度失去了工作和自由，但她从来没有彷徨，没有消沉。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依然乐观向上，坦然面对。“文革”结束后的一天，我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母亲在放声高唱《黄河大合唱》。我轻轻推开门，看到母亲情绪激昂，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多少年过去了，回望母亲走过的路，我深深感到，为什么她能在凄风苦雨中没有退缩？为什么能始终保持蓬勃向上的人生？是因为她有黄河那样奔腾不息的激情，更有对党、对祖国赤子一般的情怀！
姥爷、姥姥对母亲的影响是终生的，她不仅见证了姥爷最后23年的爱国情怀，也传承了姥爷正直谦卑的做人原则和勤勉简朴的家风。1948年她跟着姥姥漂洋过海回到祖国，把姥爷留下的全部家产如数捐给了人民政府。1972年姥姥病逝，母亲又把姥姥的物品整理好，连同国务院分配的住房全部上交国家。
在我的眼里，母亲一贯勤俭节约，爸爸送给她的一瓶香水一直放到风干都舍不得用。她穿的衣服都是从小商品市场买回来的。2006年5月的一天，她在商场买了个减价的大床单，可自己睡的却是一张小床，她想把床单改小,但又舍不得。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等过些日子经济宽裕点，再买一个大床。睡了多少年的一米二的床也旧了，睡着也不舒服，换一下也说得过去，不算浪费……”但直到半年后她花400块钱买了张大床时，却又感到内心不安。她就是这样，自己省吃俭用，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
多年来，母亲把全部工资、稿费收入和海外讲学所得款项都捐给了老区、灾区和贫困山区的孩子们，给部队官兵送慰问金，接济身边工作人员，其余都用在了科研工作上。母亲80岁生日那天，我想为她选件礼物，硬拉着她出去逛街。在一家超市文具柜台前她停住了脚步，望着五颜六色的圆珠笔跟我商量说：“悠真，你看这笔多便宜，多实用，还有多少贫困孩子没有笔写字啊……”我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就把准备给她买生日礼物的钱买了4000支圆珠笔，寄给了西北的希望小学。当天晚上，面对着烛光我满含泪水给母亲唱了生日歌，她对我说：“悠真，每逢党的生日和妈妈的生日，只有做几件对群众有益的事我心里才踏实……”此时，我能感觉到的已经不再是那一支支圆珠笔在孩子们的手中传递，那是母亲的爱心换来的一张张笑脸，像灿烂的花朵开放在祖国的漫山遍野！
母亲在弥留之际对我说：“悠真，你爸爸想我了……”这时，我看到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涌了出来。作为党的女儿，她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她深爱着的事业和同事，舍不得离开她深爱着的每一位亲人啊……此时，作为儿子，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多留些时日，可我更能理解母亲的心愿。她说过：“人活着就要拼命干，不要熬着死。”在自己不能为党工作的时候，她不愿给组织添麻烦，不愿成为子女的拖累。母亲转入重症监护室后，我向医院建议，如果继续抢救不能改变结果，希望能及时中止，不要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我想，这是母亲在最后时刻唯一能为党和人民做的，也是她所追求的那种平凡而崇高的人生境界！
母亲去世后，我也不断地思索着她留给我的精神遗产，有时觉得已经找到了答案，有时觉得又不尽然。她就像一本厚重的人生教科书，需要我一辈子认真研读，用心感悟。
冯奶奶，“党娃”永远怀念您
北京石景山区红十字绍家坡康复医院护士党云
今年2月8日，是冯奶奶远行的日子，那天特别冷。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北京石景山区红十字绍家坡康复医院的6个“党娃”赶到海军总医院。一进灵堂，遗像上的冯奶奶在深情地望着我们，我们不约而同跪在地上，失声痛哭：“冯奶奶，您的党娃来看您了！”那一天，我们这些没有亲人的孤儿却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在为冯奶奶守灵的7天7夜里，我们以泪洗面。
我一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草丛中，是党和政府收养了我，把我和其他一些被遗弃的孤残儿童一起寄养在山西大同一个叫散岔村的小山村。为了感谢党的恩情，我们这些孤儿都姓党，人们叫我们“党娃”。
绍家坡康复医院的万院长是冯奶奶的学生，经常到散岔村义诊，他把我们这些孤残儿童的情况告诉了冯奶奶。在冯奶奶的资助下，2001年6月23日，万院长把我带到了康复医院边治病边学医。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早上，一位身穿军装、满脸慈祥的奶奶朝我走了过来，我胆怯地往后躲，“可怜的孩子，快让奶奶抱抱”，冯奶奶一把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拥抱对于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说，不算什么，而我身患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看惯了别人的嘲讽、冷落和嫌弃，连一个笑脸都是我最大的奢望，更别说拥抱了。我把头紧紧贴在冯奶奶温暖的胸前，品味着从未有过的幸福。
我们这些“党娃”到了北京，生活条件虽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还是快乐不起来，自卑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冯奶奶看出了我的忧伤，对我说：“人生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就哭，你对它笑，它就笑。”她要我每天起床后先照镜子，对着镜子微笑。
后来，冯奶奶开始用中医传统疗法帮我治病，她小心翼翼地托着我的右腿，一点点地往上抬，最后轻轻地放在她的肩上，然后边扎针，边按摩，一次要持续半个小时。由于我的右腿不能动弹，只能重重地压在冯奶奶的肩上，我看到密密的汗珠从她斑白的鬓角渗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孩子，疼着你了吧？奶奶轻一点。”冯奶奶，您哪里知道，您的“党娃”是因感激而哭，您的“党娃”是心疼地哭了。14年来，我拖着一条残腿，饱尝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是您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伤痕；是您的肩膀，让我有了最坚强的依靠！冯奶奶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孩子，你要感谢党，亲生父母遗弃了你们，是党，给了你们第二次生命！”经过冯奶奶一年多的治疗，我的右腿奇迹般地康复了，前年还和几个“党娃”一起走进人民大会堂表演了武术。
冯奶奶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康复医院的“党娃”们身上都撒满了她的爱。党荣姐姐是被养父母从野狗嘴里救下来的，至今身上还残留着好几块伤疤。养父母为了供她上学，从亲戚那里借了3只羊羔，让她边放羊，边读书。到北京后，冯奶奶鼓励她学习英语，给她买英语辅导书、复读机和磁带。冯奶奶对她说：“学好英语，你就可以把中医知识传播到国外去，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冯奶奶为她联系外语学校,教唱英文歌曲，还定期和她口语对话。在冯奶奶的帮助下，几年下来，当初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党荣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待了来自美国、英国、瑞典的数十批医学访问团，当年的放羊娃，如今已成为小有名气的“翻译家”。
丁智炜是我们医院的护士长，父母不幸去世，由于交不起学费，放弃了高考。来到康复医院后，冯奶奶出钱资助她完成函授中医大专学业。2003年，她参加北京抗击“非典”的战斗，在救治一位病人时针头划破了手指，她被紧急隔离。冯奶奶知道后，每天打电话安慰她，要她注意饮食卫生、加强锻炼和预防。冯奶奶还送给丁姐姐一支用红绸子精心包着的温度计，对她说红色能带来好运，再三叮嘱她每天要定时量体温。在收到温度计那一刻，丁姐姐泪流满面，她深深地感到，虽然自己被隔离，但是并不孤单。丁姐姐顿时增加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隔离期一过，她就带着康复医院的9名护士再一次冲到抗击“非典”一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评为首都抗击“非典”先进个人。
10年来，冯奶奶先后为康复医院和散岔村捐款捐物累计5万多元，在她的关心和帮助下，康复医院收留了“党娃”和社会孤残儿童200多名。因为有了党，有了冯奶奶，我们原本残缺的人生焕发出耀眼的光彩！我们不再是弃儿，正用自己的双手回报社会。在内蒙古雪灾现场有我们治病救人的身影，贫困地区的孤残儿童得到过我们的医疗救助，我们还承担了2008北京奥运会红十字应急救援任务。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位爱心奶奶；我们心中充满了自豪，因为我们是党的孩子！
福泽苍生大爱千秋
北京广播电视报记者赵红岩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报的记者，我曾多次采访过冯理达教授，日子久了，我们成了忘年交。我称她冯老，她称我“小友”。就在她去世的前两个月，我应约去采访她，她在记事牌上写到：“今日红岩小友来访。”这行小字如今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中。临别时，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谁曾想到，那次分别竟成了永别！送别冯老的那一天，我含泪在挽联上写下：“继承父母遗志报效祖国鞠躬尽瘁，历经艰难坎坷福泽苍生大爱千秋”。我感到，用这两句话来描绘她的非凡人生、赞美她的高洁品行、解读她的如玉心灵，她当之无愧！
冯老的一家可以说是个政协世家，父亲冯玉祥，在应邀回国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途中遇难；母亲李德全，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爱人罗元铮也曾三届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冯老任全国政协常委、委员达20年，并长期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两代为民参政，一样爱国情怀。
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件事：2007年8月，台湾退役军人协会组团访问祖国大陆。访问团一到，就向有关方面提出，希望能见到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女士。访问团到了北京，不巧冯老得了重感冒，咳嗽得很厉害。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她坚持带病前往。见到期盼已久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访问团的老兵们格外高兴，有人激动得老泪横流。冯老已是82岁高龄了，坚持全程陪同访问团，每次参加活动，无论时间多久，都始终保持腰板挺直，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她与台湾同胞们心与心地沟通和交流；利用种种机会介绍祖国发展、国力强盛的大好形势，传递“海峡隔不断，同胞一家亲”的强烈期盼。临别时，一位当年西北军的后代对冯老说：“大姐，谢谢您。反对分裂，祖国统一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无论什么时候，炎黄子孙的血脉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与冯老的交往和交流中，更让我感动的是，她洒向人间的真情大爱，不仅包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爱祖国与爱事业的交融，而且处处彰显着母爱的伟大和崇高。2004年“两会”前夕，北京清河打工子弟学校――“鸿雁试验学校”的孩子们看到来了两位奶奶，她们就是冯理达委员和尚秀云委员。这所学校，校舍是临时借的，教师都是外地来的，三四百个孩子挤在几间四面透风的教室里，砖头上架块木板当课桌。看到这种情形，两位委员连夜赶写提案，呼吁尽快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久，这所学校的教学条件大为改善。
北京姑娘王惠1981年出生，1995年3月患结核性脑膜炎，由于长期吃激素，整个人都变了形，体重激增到180斤，行走困难，几乎失明。一些医院做出结论：最好的治疗结果就是植物人。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惠的父母找到冯理达。在冯理达的精心治疗下，王惠体重不断下降，视力逐渐恢复，最终得以痊愈。为了减轻王惠因长期治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冯老还安排王惠成为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给她一些生活补贴，教她学英语，资助她报班学习电脑，不仅点燃王惠的生命之火，还帮她走上了一条充满希望的人生之路。如今，王惠在北京西客站工作，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并被北京市评为“岗位成才标兵”。冯老去世了，小王惠在灵前久哭不起，一直呼唤“冯奶奶”，手里捧着冯奶奶亲笔写给她的条幅，上写着：“流出的是眼泪，画出的是彩虹”！
冯大姐，您是党旗上的一片鲜红
海军总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潘晓雯
我和冯大姐相识26年了,大姐离去的这些日子里，许多往事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像一颗颗珍珠，串成了一根美丽的项链，她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更加丰满和高大起来。
冯大姐刚到医院时，先在传染科当住院医生。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很快适应了新的岗位。她对病人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真心呵护、全身心地救治。一名患重度痢疾的飞行员，经常高烧不退、大小便失禁，冯大姐主动提出这个病人由她负责，多次为他清理身上和床上的脏物，打来热水给他擦洗身体，甚至亲手帮他清洗换下的衣物。谁曾想到，这个对病人和蔼可亲、为病人端屎倒尿的医生，竟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女博士。冯大姐经常把家庭贫困的病人安排在办公室里，出钱为他们买饭和治病，有时一下住了10多人，弄得办公室像一间大病房。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冯大姐步入了事业的又一个春天：她奉命带领2名同事创建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就在我们高压氧科的楼上。当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实验室，她就把医院存放杂物的房间腾出来；没有实验台，她顶着烈日搬砖头、拉水泥，自己动手砌；没有仪器，她跑十几公里到兄弟单位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从1间房子2个人起步，逐步发展成为拥有6个研究室、19名工作人员的免疫中心，一篇篇学术论文、一项项研究成果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冯大姐一生酷爱兰花和翠竹，她常常对我说：做人要像兰花一样不张扬，香馨人间；要像翠竹一样堂堂正正，虚心有节。她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1980年，冯大姐到法国、瑞士讲学得了4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谁知她用3万美元资助3名医生出国学习，另外1万美元买了试剂和疫苗送给了医院。1986年，她又用个人出国讲学所得，为医院买回了电子显微镜、实验仪器设备、录相机、复印机等。1989年，为日本朋友治病和讲学所得250万日元，全都交给了组织，自己分文没留。
记得一次去冯大姐家，我看到她家里摆了7尊牛的摆件，好奇地问：“大姐，你属牛？”她回答：“对，我也喜欢牛，心甘情愿做老百姓的牛，为党的事业拉一辈子车。”她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人，拉车从不知道松套。1999年，冯大姐已经74岁，从副院长岗位上退了下来。本来我以为她会过清闲日子，甚至去国外安享晚年，谁知她还是照常每天七点半上班，晚上很晚下班，双休日也不休息。2004年的一个周末，她骑车去加班的路上出了车祸，两条腿肿得老高，谁知她只躺了一天，就打着石膏、坐着轮椅回到办公室。上下楼不方便，她干脆把被褥搬过来，在办公室吃住了20多天，把腿搁在凳子上继续工作。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含着泪说：“冯大姐，你一心想着别人的健康，怎么就唯独忘了你自己呢？”
冯大姐是一个忘我的人，她把传播大众健康知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这些年来，她不知疲倦地深入社区、农村、工厂和部队授课，只要有人邀请，她都不计报酬，有求必应。2007年11月，82岁高龄的冯大姐肺部已出现纤维化症状，经常咳嗽得满脸通红，身体明显不支。有一次我生气地劝她：你都病成这样了，不要再去讲课了。她说：“像我这个年纪，能多讲一场是一场，只要安排了就一定要去！”她拖着病体赶到空军指挥学院作健康辅导报告，主持人劝她坐下讲课，她说：“我是来讲课的，不是来开会的。”120分钟的报告，她像往常一样始终站着授课，充满激情，深入浅出地讲解医学保健知识，现场示范健身动作，引来台下听众阵阵热烈的掌声。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堂课竟然成了冯大姐最后的一课。
本版编辑陈劲松摄影钟魁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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