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通性与国学的建构
融通性与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思维方式。天人关系问题,是哲学意义上的本原问题,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其本体论,借“天道”以明“人道”;认识论,借“知行”以说“道德”;辩证法,借“阴阳”以言“治平”;历史观,借“理势”以论“至治”。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方式的融通性表现为自然与人伦的合一、知识与道德合一、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体现了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综合性以及人本观价值追求与历史规律的融通。玄学以本体论为思维特征,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标志汉代的儒道转为儒道兼通,以玄学的抽象形式表达一些最切近的现实问题,孔老二教的此时统一,是汉魏之际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中儒家社会伦理与道家个性自由的双重倾向的展现,达到了本体与境界的融通统一。先秦学术分为六家儒、道、墨、名、法、阴阳,其中四家思想都被儒道吸收成为六家的代表。中国佛教吸收儒道两家的长处,从而形成三教格局,主张任何一个生命现象,不是由任何外在力量决定,而是由人的自身决定。
二、人文性与西学的启示
“两希”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代名词。与希腊帝国盛极一时颇为相称的是,柏拉图缔造了一个和生活世界平行且更高的理念帝国,这个理念帝国代替了神化和超自然的世界,也超越了世俗世界,它与其理想共和国一起,使欧洲人迈上了一条普遍性、规定性很强的智慧之路,对整个欧美文化乃至世界思想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促使哲学实现了从自然到人的转向,发明了定义和辩证法的方法,关注人生的意义、善、正义和美德等。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容。其代表人物皮特拉克认为,西方数学在中世纪不发达,数学使人脱离实际,主张重视人文;瓦拉认为,只有罗马时期的拉丁语是非常优雅的语言,因此要复兴;费奇诺《会饮篇》认为“爱高于认识”;皮科要调和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主张调和论。梁启超说清代需要文艺复兴,以复古求解放、以复古求科学精神。历史的发展需要两种力量:复古力量和破坏力量。光有破坏力量靠不住,还要有科学力量。
三、兼容并包与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
兼容并包与国学的发展。在20世纪,前辈们解决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可供借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有利于新思想新文化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学与西学的交融;梁启超提倡西方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王国维提出“学术自觉”的口号;胡适的方法是考据学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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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学 动 态 |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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