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就听说有个由英国小伙胡润领衔的“百富权威”机构，专门对国际社会说穷道富，发表一些无聊言论。日前，“胡氏”机构又抛出了一份“2008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称“每年至少要消费8299万元”才算跨越了这道门槛
胡润的“消费门槛”一发布，舆论哗然，众多人嗤之以鼻。但也不排除有少数人，认为胡润为他们充当“新贵族”指点了迷津，进而疯狂买豪宅，购名车，挥金如土，争当“贵族”。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胡润的“消费门槛”对所谓“贵族”的定义是极其荒谬的。“富贵”一词常指财多位尊，但作为独立的两个单词，“富”与“贵”，其内涵有着本质区别：富，指财产金钱充裕，是有形的；而贵指品行端正，操守优良，属内在的修养和气质，是无形的。富并不等于贵，贵也不等于拥有巨额财富。既富且贵者虽然有之，但是在当今时代，绝对是凤毛麟角。
看一个人是否富豪，是一道简单的小学算术题，把他的钱财加起来即可。但贵族，抑或称“上流社会”，则是蕴涵着受人尊敬的意味。古往今来的精神贵族或是上流社会，其群体成员的消费绝不是靠金钱数量的庞大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无法企及的。恰恰相反，他们应该通过树立健康生活方式的标杆，
来逐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九十年前，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就曾指出：所谓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既无关乎门第、血统，更与消费水平无关。
改革开放30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但遗憾的是，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并没有随之“贵”起来，其中某些人的奢侈却是全球闻名的：99999元买一盒月饼，几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7000元的玫瑰和38.6万元的花篮；山西一个煤矿的老板一次买下20辆劳斯莱斯；上海的奢侈品展览办了两届，一位买主不到10分钟就买下了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迈巴赫……北京的消费水平在全球144个大型城市中位居第11位，高于纽约，而人均收入却是纽约的1/27。奢侈品市场上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去年已达到1.18万亿美元，据说到2010年，全世界10大购物中心将有7个建在中国，难怪“富豪榜专业户”胡润如此青睐中国。
与奢侈相对应的中国富人，在慈善事业上却显得疲软而缺位。据2005年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当年在国内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到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赠。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赠总额只相当于同年GDP的0.05%,而美国则达到2.17%。借着改革开放发家致富的中国富人们，全然没意识到自己的财富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忽略了自己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新贵族”中的许多人，不单慈善情怀缺失，还缺少高贵的精神生活。平时不读书不看报，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满嘴粗话,最热衷的不是搓麻将就是更简单刺激的另类“娱乐”……这似乎成了他们的典型形象。“富”与“贵”的界限被混淆，上流阶层应具备的端庄行为、高雅品位正在人们心中消失，羡富、谀富、急于求富，贫而谄、富而骄的风气反而盛行――“新贵族”们的身富心穷将有损真正的上流阶层在中国成长的根茎，进而销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
如何去教育、引导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养成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自觉承担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当前面临的一大课题。“穷且愈坚，不堕青云之志”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欧阳修曾说，唐代诗人少达而多穷，但后人却认为他们是最富的，因为富有的心灵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芒。对于金钱，李白豪唱：“千金散尽还复来”；杜甫虽一生贫困潦倒，却用“点溪荷叶叠青钱”幽默地表达出对金钱的淡薄之情。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达官贵人、英烈先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天下为己任，救生民于水火，表现出高雅且博大的情怀。这样的“贵族精神”并非与生俱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培养熏陶过程，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联。如在西方社会，上世纪30年代强调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利润，60年代倡导对顾客、员工、债权人及所在社区负责，60年代以后，则强调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回馈社会。时至今日，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散尽家财”，将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悉数捐予慈善基金会。他认为，获得社会认同是一件比获得财富更重要的事情。比尔・盖茨可以称得上是既富且贵的人。
行文至此，不经意间想起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类似的话莎士比亚也曾说过，大意是，人类可以在一夜之间产生无数个暴发户，但是需要几百年才能培养出一位贵族。呜呼，诚哉莎翁此言！
□王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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