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我每次去301医院探望季羡林教授,总要带些新书去,而这位高龄的老人也总是要签名赠我他新出版的著作,因此,我们的话题虽然既散且广,却往往会涉及书,常常围绕着书。季老思维敏捷,谈得兴味无穷。
前年8月28日下午,我到季老病房,先向季老汇报了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的筹备情况。季老如数家
于是自然地谈到了对敦煌和新疆出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我再次向季老报告:前几年经我们学会牵线,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藏西夏文、藏文文献的图录本;最近,西北民族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又开始出版法国藏藏文卷子的图录。9月13日,参加南京会议的许多代表就要赶到兰州去参加西北民大主办的有关首发式和学术讨论会。我说:“我在代表学会拟写的给会议的致辞中,专门强调了您多年来提出的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文献的意见。”季老点头称是。他说:“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强。”他问我:“搞西夏文的,比白镔、史金波年轻的还有吗?”又说“你看史金波成了新的学部委员,可见研究少数民族文字也大有可为”。季老再次如数家珍地谈到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的一些专家,他说:“过去有伯希和、韩百诗、拉露,有乌瑞、皮诺、哈密顿,我们今天应该有自己的权威。”他问我:“听说现在搞满文研究的人很少,满文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一种语文。现在要编《清史》,不会满文,怎么查考满文档案?怎么能编得好?”又说:“藏文也一样,是我们兄弟民族的文字,藏族历史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整理研究古藏文资料也非常重要。西北民族大学以此为己任,实在是值得称赞。上海古籍做得好,真正做了大好事。”我说:“前不久我们中华书局出了高田时雄教授的《敦煌民族语言》,对藏文语言与文献资料有很精到的研究。最近我们还要出陕西师大一位教授研究回鹘文契约的著作。”季老颔首称是。
我向季老报告:吐鲁番地区这些年来新出土和征集了一批文书,现在正在荣新江教授、李肖博士的组织下,带领一些年轻学者进行整理研究。季老马上急切地问:“有吐火罗文的吗?”他说:“王国维讲过新材料和新学问的关系,我多少年来都关心少数民族文字的新材料的出土,有的老材料被人反复地说来说去,已无多少新意,我希望有新的材料,新的进展。”季老感慨地说:“过去我拟定一个题目,就先跑北大的四座楼,在里面的图书馆、资料室找材料。《蔗糖史》有80万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还有《龟兹佛教史》,就用了吐火罗语A(焉耆语)与吐火罗语B(龟兹语)的资料。现在看不到资料,也只能写写别的文字了。”
有一次,我给季老送去中华书局新出的《皓首学术随笔・季羡林卷》样书,顺便提到在地坛的书市上看到有季老的多种旧作新印,季老感慨地说:“有的出版社印我的书,并没有打招呼,编辑也不肯下功夫,随意拼凑,错字不少,贻误读者;对我而言,又有炒冷饭之嫌。”正好我们书局有的编辑室也想编季老论佛教和论翻译及写作的书,我征求季老的意见。季老说:“论翻译和写作别的出版社已经出了,就不用再编了。我谈佛教的文章过去陆续发表,比较分散,有的已经不好找了,可以理理头绪,拟个选目,你帮助把关,集起来也许还有点用。”后来,按照季老的意思,我将拟定的文章篇目呈季老亲自审定,这就是去年1月正式出版的《佛教十五题》。当我将样书送给季老时,他很高兴,并且说:“今天想来,十五题还不够,我要接着写第十六题。不过我现在写不成长文章了,写短篇还可以。”
又有一次,我带去请季老签署重印《大唐西域记》校注本的新合同,谈到季老亲自挂帅整理的这个本子能成为古籍整理的一个典范,来之不易时,季老说,古籍整理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的寂寞,要有足够的古代文化修养,要有深入钻研的劲头,还要遵循学术规范,随时关注新材料的发现。我谈到现在许多高校考量教员工作,整理古籍不算学术成果,所以目前组稿出版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困难不小。季老说: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贻害无穷,目前的高校考核评审标准是很突出的例子。
还有一回,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黄松同志让我捎给季老一箱新出的《大中华文库》。季老看到这个文库又新出了一大批书,高兴地说:“出版中外文对照的中国古籍,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利中益外。早期国外翻译的中国典籍,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影响了外国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认识,应该有好的译本。当然我们自己翻译外国的书籍,问题也不少,我和许多同志呼吁重视翻译质量问题,希望引起重视,不断改进。”我提到目前寻求好的译者很难,尤其是找学术著作和古代典籍的译者更难。例如最近我们要出版勒柯克的《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记》,中央民族大学的耿世民教授推荐一位从德国回来的外交官翻译,尽管很认真,许多专有名称,特别是地名,还是拿不准,耿先生亲自审校了一遍,还有一些遗留问题,还得请吐鲁番文物局的同志再核对。季老说这个办法好,只有层层把关,才能提高质量。
季老虽然这四年多来一直住在医院病房,却始终关注着中华书局的一举一动。当他得知书局希望将修订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时,深表赞同,很快和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几位先生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建议政府支持此项工程,并呼吁关注古籍整理与编辑人才的培养。中央领导很快作了重要批示,使修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季老的《病榻杂记》和《镜头人生》出版后,我先后写了两篇读书心得:一篇谈季老在书中体现出的赤子童心与健康思维对我们的启示,另一篇讲读季老书赏心悦目的感受。在后一篇文章里,有一段话,因为涉及季老对现今“国学热”的看法,我觉得还有必要引述一下:
本书末《与中国书店谈国学、古旧书业》一篇,我是第一次读到,深深感觉到季老坦诚的胸襟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实非常人所能及。在学校与社会掀起“国学热”的今天,季老鲜明地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强调“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后来融入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这是完全符合几千年历史事实和文化积累传承规律的真知灼见。最近季老还专门跟我谈到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决非仅仅是“汉族佛教”。
有一回,季老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是阶级先消灭,还是宗教先消灭?”这时,我突然回想起20多年前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在广济寺翻开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指给我看这两位革命导师对宗教与宗教文化的论述,便回答季老:“应该是阶级先消灭。”季老颔首称是。季老告诉我,他过去的座右铭是大诗人陶渊明的两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座右铭:“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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