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们思绪万千,感慨万端。究竟是什么使中国发生如此之巨变,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呢?其根本经验是什么?给了我们哪些重要启示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金秋十月,新华社记者采访了76岁的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
“所有经验
,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记者:据了解,您是我们党参加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理论干部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您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此后又相继参与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同时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您还参与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整理工作。从这样的经历出发,您怎样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
郑必坚:这30年间,我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共产党领导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和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是这些经验的完整综合和总结。而所有这些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思想启动,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这30年中,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起点、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记者:今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战胜了低温雨雪冰冻和汶川大地震两场罕见的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圆满完成了“神七”载人航天任务。几经洗礼的中国人民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程,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情感有了新的升华,人心有了新的凝聚。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郑必坚:30年历史巨变,可以从多方面,用多视角来观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或者说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的一条,就是在新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5月曾经说过: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党和国家的状况、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状况,作了尖锐鲜明的对照,把问题集中到究竟是要“沉闷停滞”,还是要“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这样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体察和眼光,实在发人深省!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这30年最为重视的就是这个“活跃起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有无活力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精神状态是沉闷还是活跃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高速发展。显然,这样一种罕见的“井喷式”发展势头还将长期持续下去。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改革开放30年进程可概括为四大历史段落”
记者:改革开放是一个波澜壮阔、丰富生动的伟大进程,您能否简要梳理一下这一进程的历史脉络?
郑必坚: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可以把这段历史粗略概括为头四年、中间两个十年和最近六年,这样四个大段落。第一大段落,从1978年到1982年,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第二大段落,从1982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记者:从这时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
郑必坚:对。第三大段落,从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前,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在1992年到1996年年均增长12.1%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同时使国家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点,就是经过这一段落的持续改革和发展,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四大段落,也就是从2002年以来这最近6年以至今后,乃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21世纪头7年经济总量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国有经济重大项目上了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阶,并且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正义,进入了一个以更高自觉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同时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协调推进的崭新阶段。
记者:您这样的划分令我们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是怎样做到30年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样一种境界的呢?
郑必坚:我认为,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也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新觉醒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到新的境界。直到党的十七大,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一”的统一认识: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我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矛盾”
记者: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逐渐突显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分化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和百姓的不满。对这些问题您怎样看?
郑必坚: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我们的党中央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
记者:有一种观点将这些问题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联系起来,甚至对改革开放产生动摇和怀疑,您认为应当如何澄清是非?
郑必坚: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我们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则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公正问题。总体而言,30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这方面的重要事情,是中央已经确定了“五个统筹”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新农村建设、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举措。
总而言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有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初级阶段需直面两大项“双重使命”和“五大挑战”
记者: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是为了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而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从国情出发。您认为应如何把握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郑必坚: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个“两难”命题,其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另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记者:这种局面在其他国家发展历史上是否有过先例,我们应当如何承担这两大“双重使命”?
郑必坚:如此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怎么看待并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所谓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是三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由此可见,在21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头10年、头20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实在是够多够大的了。实际上,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再考虑到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那么这就是第四大挑战了。此外,就国际方面来说,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那就是第五大挑战了。“五大挑战”,这就是我们在看到“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又不能不估量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还必须强调一点: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13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15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记者:这个“总背景”隐含着怎样的问题?
郑必坚:要作两个层次的分析。其一,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对的“就业高峰”;二是本世纪30年代的“总量高峰”,即达到15亿多人口;三是本世纪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其二,是专门分析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13亿人口中,农村占将近8亿。8亿农民里面,劳动力占5亿,这5亿就比现在整个欧洲人口还要多!那么耕地多少呢?18亿亩多一点。而当中国人口总量达到15亿时,中国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耕地,怎样才能真正富起来呢?
记者:这样两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给我们什么警示?
郑必坚:可以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中国后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21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归根到底仍将取决于把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大约8亿到10亿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
“今天继续解放思想的中心课题仍是‘解放生产力’”
记者:这样一个国情的判断,是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您看来,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关键要解放什么?
郑必坚:从党的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要走一条当代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对外表达即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而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思想解放的中心课题必定仍然是,也只能仍然是进一步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也就是要在30年改革开放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成果基础上,实现中国人民生产力的新解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强有力地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真正强有力地推动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以至整个上半叶,经济社会更高水平和更广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
记者:关于这样的发展和进步,党的十七大已经确定了总的战略目标:到本世纪20年代,即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而根本摆脱“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状态。这个战略目标,对21世纪头20年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历史任务?
郑必坚: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说得完全一点,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创新活力、创业活力进一步解放。在此基础上,加强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势必将集中到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上来: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就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
记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
郑必坚:特别是要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而改革之是否有成效及成效之大小,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从而进一步解放这“三个力”,以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这里,又一次表明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可以而且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达到更好的统一。
偏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偏离党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方针和路线,不仅一切无从谈起,而且会把事情搞乱。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到15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这样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记者:改革开放30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近代以来“天下大势”的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历史地位呢?
郑必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同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紧密相连。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发生了三轮经济全球化,与此相联系,中国国家命运则发生了三次大转折。在18世纪中到19世纪末第一轮经济全球化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抓住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共产党又抓住新的时机,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地位。
我们估量战略机遇,当然要从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的综合把握出发,但我同时认为,这里有一个变化必须看到,就是中国国内大局的分量在加重。尽管我们困难还多,但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这一条,本身就是世界大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将要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记者:听了您刚才的论述很受启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键是什么?
郑必坚: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反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有87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能够充满活力从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关节,仍然能够以自己的奋斗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奋斗来代表这个伟大前途。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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