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学者就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大龙教授在《浅议元朝四等人政策》中突破传统看法，认为四等人划分是对五代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必然结果，而汉人的不断反抗和叛服不定催生了四等人政策的出台。四等人政策既有维护“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重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那种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四等人政策及其历史作用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在家族史研究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在《藏文史书中的忽必烈皇帝》中认为藏史中关于忽必烈皇帝的相关记载涉及忽必烈皇帝的家谱世系、忽必烈与八思巴及萨迦等教派的关系、忽必烈在藏实施的管理措施等，反映了忽必烈与西藏地方政教上层交往关系之细节，体现出西藏地方史家对忽必烈皇帝的认识。中国社科院韩志远研究员在《金元时期的净州天山马氏家族》中探索了一个家族的命运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认为马氏先祖于北周武帝时因战乱自西域迁至临洮，于金初迁徙辽东，又从辽东迁至净州天山，并从此兴盛，后定居中原，忠于金朝。元时部分马氏家族成员倒向元朝，有人被派往南方为官，其足迹也随之远至东南沿海。
在社会文化史方面，武汉大学申万里副教授在《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中认为，由于江南儒士政治地位最低，加之科举名额有限，故大多前往大都寻找发展机会，形成了京城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为传播儒学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师大李占鹏教授在《少数民族与元曲创作》中认为，少数民族元曲作家是一个有实力、有成就的创作群体，他们用汉语创作元曲，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无限热爱，也反映了他们对汉文化的稔熟和精通，其元曲创作几乎都是佳作，并留下了少数民族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的印记，为元曲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学者认为元代文化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萨满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都能得以流传和发展，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融汇，语言文字、教育、科学技术、史学、文学与艺术等领域皆有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田澍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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