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尤利西斯》中译本

■书影30年

编者按：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图书出版业蓬勃发展的30年。在这30年中，许多优秀图书在推动思想解放、介绍世界文明、继承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开设《书影30年》栏目，邀请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部分图书的作者、编

乔伊斯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是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曾因“有伤风化”两次上过美国法庭，直到1933年美国法院判决该书“并不淫秽”。此后该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被西方评论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该书问世七十多年之后一直没有中译本。1994年底，由我策划、组稿、并担任责编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终于由译林出版社率先出版。回想这件事的经历感受颇多，其中令人难忘的有如下两点：

首先是怎样找到高水平译者。对如此难译的怪书，必须有名译者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为此我找过王佐良等英语界一大批专家，但都遭谢绝。叶君健还风趣地说：“中国只有钱钟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我也约请过钱钟书，他谦虚地表示：“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后来得悉萧乾在英国研究过意识流文学，他的夫人文洁若毕业于清华大学英文系，既懂英文又懂日文，我就多次上门“游说”翻译《尤》的必要性。起初萧乾并未答应，我就迂回先说服文洁若。这位对翻译事业感情极深的老大姐，终于被我的“磨劲”感动了，先只要求萧乾帮助校订，借此把他“拖下水”。实际上一上手，出于对翻译的责任感，萧乾很快地就成了积极的合译者。

其次是如何做到出版全译本。约稿时萧乾就向我提出，这是世界名著，要出就不能删节。我与萧乾商量，必须广造舆论，宣传《尤》国外早已平反了。这一年，萧乾不仅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还与我设计了一组两人通信，发表在1993年《新民晚报》及《大公报》上。

我在致萧乾的信上这样说：

“前一阵有朋友对我说，这本书第十八章有较多性心理描写。明年出版中译本时，会不会被人借口‘国情’而亮起红灯。我认为，早期英美部分人对这作品的某些偏见，早已由历史做了结论。如今实行对外开放的中国，不至于也不应该对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再来一次争议。对这个问题，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萧乾的回信说：

“我生性疏懒。如今八十好几，更怕干重活。如果不是你来恳切怂恿，我是不会动手去译此书的。现在一边译，一边觉得这真是一个非补上不可的空白。《尤》除了在世界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之外，还具有：一、民族主义思想（反抗英国统治）；二、肯定理性（反抗梵蒂冈统治）；三、作者写都柏林那肮脏的生活是怀有厌恶心情，目的在于揭露；四、主人公布鲁姆是来自受压迫民族（犹太人），心地是善良的。

“我没料到海内外对我们译此书如此重视，不但内地及港台有不少报道，美联社还向世界各地发了题为《外国作品对中国作家放开了限制》的长篇通讯，文中说：‘中国已摆脱了五六十年代那种排斥外国文学的做法’，认为《尤》的译介，标志着中国在文艺上的改革开放。关于《尤》第十八章的问题，我曾写过一篇《一本书的平反》，记述美国法院两次审理的经过。最后的判词是：此书有令人作呕处，但不诲淫。我相信六十多年后，中国不会再为它开庭吧。

“我又想起，听说《尤利西斯》已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如果真是这样，你那位朋友的顾虑就显得不必要了。”

这组通信，就是想借萧乾信中的表白，来打消“朋友的顾虑”。事后证明，萧乾与我都是多虑了。在出版《尤利西斯》中译本的整个过程，都得到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北京举办“《尤利西斯》与乔伊斯国际研讨会”时，爱尔兰驻华大使，以及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社科院外文所等有关方面的领导都出席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报道了。译林版《尤利西斯》已累计发行18万册，并荣获笫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单本盈利一百多万元。萧乾如果还在世，对此一定会额手称庆。

作者小传:李景端，《译林》杂志创办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三十年出版生涯，期间“译林”从一本杂志发展为一家知名的专业翻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一批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退休后，热心翻译打假，替名家打维权官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出版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等散文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