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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克洛夫特教授简介: 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JohnE.Hopcroft）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工程与应用数学的IBM教授。他在西雅图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1961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电子工程硕士学位（1962年）和博士学位（1964年）。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计算机科学的理论方面。他为评价算法可观的判断标准提出了算法最坏情况下的鉴定算法，他的深入算法是计算机科学的经典教材，也因此被誉为算法大师。 他于1994年至2001年担任康奈尔大学工学院院长。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院成员、计算机协会等机构的成员。1986年，他因为在研究中解决了图论算法中的一些难题而被授予图灵奖(A.M.TuringAward)。1992年，他被布什总统指定为监督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一直到1998年5月为止。他于2005年获得IEEE哈里・古德(HarryGoode)纪念奖，并且于2007年获得计算机研究协会的杰出贡献奖。 |
作为世界上首批计算机科学家之一，1986年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工程与应用数学的IBM教授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被誉为“算法大师”。同时，长年在美国高等学府的执教经历，使他对教育及创新人才的培养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他的学生中不乏中国留学生，使他得以有机会观察和了解中国。近日，趁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教授来京参加2008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之机，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霍普克洛夫特教授以独特角度阐释的面对信息时代，教育应该思考的一些问题，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学生要根据学科未来设计自我
记者：您在大学本科获得的是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但最终取得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走上了计算机科学的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从自己走过的道路，您对人类科学的未来发展有何认识？这种发展对教育有何影响？
霍普克洛夫特：上个世纪是物理科学的世纪，在过去的100年里，物理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进展。但是，这个世纪将会是信息科技的世纪。我们正在进入信息时代。
首先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关于我自己的小故事，1964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电子工程。那时在我的学院里根本就没有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随后，我被普林斯顿大学雇佣，他们要求我在学校里发展计算机科学的课程。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次雇用使我成为了世界上首批计算机科学家之一。因为在我之前并没有计算机科学的师资人才，我就有了他人通常不具备的机会。如果我仍然在做物理学领域的研究，我就得等到前人退休以后才能进入师资人才的队伍。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的是，学生们应该根据学科未来的发展来设定自己将来的位置。时代的变化也会提供很多新的机遇。不仅仅是学生，对于国家来说也是这样。那些意识到世界正在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而改变的学生和国家将会生活得更好。我带过一些中国籍的学生，他们就是在最好的时间里选择了最正确的位置。
发展计算机科学重在师资
记者：以您的经验，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难点是什么？
霍普克洛夫特：计算机科学教育中的一个难点在于，必须要发展计算机科学师资人才队伍。对学校来说，已经确立的学科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往往是有所控制的，对于一些新兴的领域，他们通常慎于轻易投放资源。以我的职业生涯经验而言，在美国，院校方对计算机科学的学科资源分配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之后计算机科学才占据了它所应有的位置。我认为中国也得面对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并非取决于政府，而是取决于各个独立的大学和院系，这就更增加了分配的难度。不过，我也见到了中国高校在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清华大学雇用了世界闻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此举向世界显示了清华大学在发展计算机科学上面所作出的努力。
记者：教师在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霍普克洛夫特：在长期从教中我学到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教育中，教师的优秀与否并不在于其是否能够准备出最好的材料、发表最棒的演说，而在于其对学生成功的关心程度。如果学生信任其教师对他们的成功与否非常在意，他们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语言是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关键
记者：您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您怎么看待他们的学习？
霍普克洛夫特：我带过一些中国的学生，很显然他们代表着中国学生中最优秀的那部分。对于那些来到美国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来说，语言问题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存在语言问题，无论多么聪明努力，他们都很难获得成功。对于在中国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情况也是一样，语言的问题也是首要解决的，他们仍需要用英文来发表论文。在如越南这样的国家里，科学教育是建立在英语的基础上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在世界范围内，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英语语言背景上。不过也许中国的发展会超过我们，到那时我们就得学习中文了。
中国还需发展更多世界级院校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的高等教育？
霍普克洛夫特：我想先说印度，对于印度的计算机科学教育来说，一个困难在于，他们发展了5所世界级的院校，随后却没有发展更多数量的学校。美国有大约200所高质量的院校。问题之于中国也是这样，印度或者中国这样的国家，按预期需要发展800所到1000所高等院校，然而现实却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和质量。在美国，我们只愿意接收例如清华、复旦这样的顶尖院校教育背景的中国学生，这在所有中国院校的学生之中是一个非常小的数量。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霍普克洛夫特：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5岁左右，就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创造力。对于儿童来说，一个能够让他们感觉到安全、感受到被爱、允许他们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稳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是从心理学上来说的。但是我认为培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点恰恰在于童年时代的早期教育。如果一个儿童在幼儿园度过的一到三年里成功地学习到了基本技能，在之后的学习当中他就会做得更好。对于整个国家的人口来说，往往会重视社会当中创造力较高的5%到10%数量的人，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是这个国家中占多数人的创造力的平均水平，但我们却往往忘记这点。
课程过重不利于学生发展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在学习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说，学习什么更重要？
霍普克洛夫特：我所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对于学生们来说，他们的课程压力有点过重了。人们往往认为选5门课能够比选4门学到更多,但我对此有所怀疑。学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消化他们所学习到的材料。即使是在美国，我也鼓励学生们少选几门课。我们的学院也在降低对学生必选课程数目的要求。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要求使得学生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并思考这些材料。同时，高等教育并不仅仅是消化掉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就足够了，学生们需要时间互相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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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庆环吴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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