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陈祖芬采访夜大学生
商品是个平等派，民主是个好东西
像这样笨的小姑娘，一定是我了。
八十年代之前，是七十年代；七十年代之前，是六十年代；六十年代之前，是五十年代。五十年代才有我那样的笨女孩。但是，六、七十年代的人，“更笨”。2008年《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中国内地民企有了一家：联想。联想还是2008奥运的顶级赞助商。可是联想老总柳传志1961年在大学饿得没东西吃时，“笨笨地”用感冒药充饥。1966年开始，老舍投湖，胡风继续受牢狱之苦，钱钟书当“乡邮员”，熊熊的火光中，烧书，烧书。于是年复一年，北京家家户户储存大白菜；上海一条条街头长凳上挤着两对两对情人谈恋爱。
变革的动力，在于迫切需要变革的人。
1979年，北京百货大楼第一次出售香港产的砖头录音机。前一晚通宵排队，发号，眼看再排下去录音机可没那么多,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录音机只有这些，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被关一夜的人都觉得特幸运呢―――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在国内买到录音机的公民。
八十年代，北京的书店里出现了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等以前我从未接触过的书，叫我这个刚刚走出六、七十年代的人，心里真正激荡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激荡起来的中国，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海南，有戏言：一片树叶掉下砸死三个经理。改革开放，对于民众，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壮大自己同时就壮大了国家的使然。
人往高处走。当然，有太多成长的烦恼。
在八十年代，人们毕竟被粮票、油票、布票统治了那么多年，出头鸟想飞出一步，粮票可能让你累死、冤死。企业家屡屡被谋杀，1984年的71号文件，就是为了保护改革家而立的。我写的徽商孙超作为一种现象，成了当时经济研究的课题，现在也被称为中国民间外贸第一人。
1986年，我在北京的一套两居室，月租费不到6元。但电话的月租费涨到15元，一部电话的月租费几乎可以租三套两居室。可想而知当时装电话的难，信息交流的难。
短缺经济时代，最短缺的是思想，是精神。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进行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答辩。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
袁庚提出的许多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温习一下，心情还是会激荡起来。我采访袁庚与他分手时，按照国人的习惯，谁大谁先行，官员优先。任何文艺活动，经济活动，出现在新闻报道里的，首先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官员的名字。那天我当然地让袁庚先上他的车，但是袁庚执意要我先上我的车。我明白了为什么百年中国，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先有平等竞争，后有民主气氛）的阳光，在蛇口尤其灿烂。后来，2008年，我非常喜欢俞可平的话：“民主是个好东西。”
八十年代，否极泰来。商品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我拨弄得今天不知明天地奔跑。也许今天武汉明天安庆地采访，也许一口气跑东北十一个穷地方。
有句话叫：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八十年代，我从1981年开始，年年南下去深圳或广州。那时没有互联网，我只能把自己当邮件那样发过去，去吸收最前沿的观念。生怕一年不去就落后了。
直至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
当然我没有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我只是在小平同志南巡的第六天，紧跟着独自去“南巡”了，而且明白，从此我们就这么走下去了，就记牢小平南巡时说的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商品的零库存，是数字时代的先进标记，但是一个社会人，不能零库存。2008年5月，报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呼吁关注我们的“20世纪遗产”。登录遗产，是为了今天的主题：发展。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太多的期盼，面对新一轮的挑战，多少困难，我们也要埋单，只要改革开放的激情再度点燃！
1980年，电影《魂断蓝桥》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解冻。
1981年，袁庚在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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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小三线”、“县以上”、“里弄集体事业单位”等等：1982年11月5日，上海《新民晚报》登载的找对象启事
1982 年11 月5 日，上海《新民晚报》登载上海市万里锻压厂为未婚男青年找对象的启事。“断章取义”如下：“本厂是上海军工小三线，全民所有制单位……距上海约400公里，每天有上海公交专车直达，乘车10小时即可到达……凡本市和外省市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未婚女青年（除大三线单位外）、上海街道、里弄集体事业单位及社会待业女青年……”
这是一则绕口令式的启事，若是译成外文，外国人为了弄懂这“城镇户口”等等名词，肯定会大伤脑筋。而诸多外在的附加因素，就造成了种种条件、机会的不均等。
人的竞争应该是才智的竞争，力量的竞争，意志品格的竞争；而不是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竞争，小三线和大三线的竞争，县以上和县以下的竞争，距上海400公里之内和400公里之外的竞争，到上海有没有直达车的竞争等等。
当然，在八十年代初登这启事，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工作做得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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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4 年1 0 月1日,游行队伍打出了一条标语：“小平您好！” 1984年,名编辑沈昌文去香港,第一次见到XO，以为是黄酒,就傻傻地喝了3杯,当即醉倒。1984年往后20年,XO这个词和X光照片一样烂熟于心。 |
深圳的梁湘和1986年还在抗震棚里会客的中国作家，在座七位作家中，五位是前右派
这是1986年。十人围一圆桌共进午餐，也可以说是一种横向联系吧。七位作家，一位港商，一位深圳市的代表――梁湘，和他的秘书小邹。
东道主香港安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铭义侃侃而谈。作家们除我以外，个个都是文才共口才齐飞的角色。不过这个圆桌的重心还是梁湘。今天是企业家的时代，而梁湘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梁湘给人一种分量感――他本身的分量加上别人压在他身上的分量。是的，议论很多。特区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把特区搞失败了，他当然得下台；把特区搞成功了，也是搞资本主义?
深圳特区是在原宝安县里划出的1300多平方公里上建起来的。1979年的时候，宝安县还有很多人往香港跑。人家戏言：宝安县计划生育搞得好。因为人跑了那么多，人口自然少了。蛇口开发时，开发出不少偷渡不成葬身海水的尸体。“六五”计划这五年，国家给了深圳一个特区政策，深圳建起一个投资环境。深圳从单项改革开始：经理组阁，干部聘任，工人合同制，大企业有出口权……引进外资势头很好，独资、合资企业有362家。其中182家是工业。当然还不好说几年内搞成外向型工业。发展外向型工业不是简单一句话。不过已经有41％的产品出口了。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给了深圳一个政策。
富起来的百姓在新房里贴上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要靠邓小平”。
深圳五年建起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的办公楼至今没有起来，这天午饭前梁湘和作家们座谈依然在十几年前，唐山地震后，搭的抗震棚里。这个抗震棚已经身价百倍了――摆上一圈沙发，中国一流的作家们便在这里举行各种走向未来的会议；铺上一张地毯，中国作协便在这里欢迎各方贵客。作协盖办公楼的款子早已盼着“物尽其才”。但是地皮加扯皮，中国作协只能在抗震棚里眼巴巴看着深圳从荒地上建起来。
当然，再怎么难，再怎么慢，中国是大大前进了。在座七位作家中，两位年轻一些的在反“右”时是中学生。其他五位作家，身体力行地和祖国同命运了――被打成了右派。
“大墙作家”们，多吃一些吧。我想。
不过，服务员每上一道菜总是首先往我的盘子里夹，然后依次夹过去。又是女士优先。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同时，必定也引进观念。是不是男士有当保护者的天性，女人有被保护的愿望?也许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社会就是不断地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从不协调走向协调。所以，中国作协的办公楼会有的。但是要快一点。
所以，对深圳的议论也还是会有的。如果深圳的生产力发展保持先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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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年度风云人物”。这之前和之后，邓小平9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
1986年，我再论孙超现象。孙超公司是“对所有制关系变革的一个突破”
看着孙超公司在东北地图上密布的供货网，我不知怎的立刻联想到地下工作的联络网。是因为供货点上没什么“正规军”，尽是二十来岁的娃娃兵?是因为人少得都是各自为战、单线联系?是因为民间外贸带有的非官方性质?还是因为孙超公司时不时地被查？
孙超的“东北游击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铁道游击队”――成年地在铁道上来来去去。不挤进东北的硬座车厢，就很难想像“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绥化车站。人们追逐着正在驶进站台的列车。“往后站站!往后站站!”路警的声音颇具威慑力量。话音刚落，他的嘴也落下了――抿上了，紧绷绷地抿着。连那双黑黑的圆眼睛也大睁着再也不转动了。停格。两只眼睛像两只路灯，尽职地发出敬业的光。
但是人流依然冲决着每节硬座车厢。因为这些乘客手中的票都是不对号的。列车广播室说，列车超载，希望两个人的座位坐三个人，三个人的座位坐四个人。
总算找到一个座位。但是看到地上一层的花生皮、鸡骨头、冰棍纸、梨核、痰，我便感到自己其实是坐在垃圾堆上。再看看车厢里挤压着的垃圾千金和垃圾少爷，还在频频生产着果皮纸屑。相――安――无事哟。服务员一扫地，更把垃圾们带入耀武扬威的极盛时刻。尘土飞扬起来，对全体乘客任意肆虐。
斜对面那四个“爷们”在一张报纸上打扑克，笑着，自我感觉很好。每一轮的输赢是二角钱。一轮，又一轮。一个卖杂志的声贯车厢：“看书了!看书了!坐车没事，消愁解闷。请看两姐妹，姐姐被杀，妹妹和姐夫好了!”
我望着车厢里久违了的打补丁的旅行包和打补丁的麻包，不由想到补丁也是中性的。经济基础不改革，精神世界也只能是打补丁。不管是无产阶级的补丁还是资产阶级的补丁。
经济毕竟在改革，在好转。一地的过滤嘴可以作证。我对面座位上，靠窗坐着一位穿小西装的脸颊艳红的女子。她搭着一只脚，一支接一支地抽过滤嘴烟。我简直不明白她怎么在抽烟的同时就把她饭盒里的烧鸡和一瓶竹叶青消化了。还有花生。还有瓜子。
大家都在吃。经济好转了为啥不吃?艳红脸颊女子喷吐着烟圈，喷出一个个大问号：过去吃得起吗?过去吃得起吗?
对。现在是现在了。但是，过去藏在现在里边。
到了讷河车站，驴车、马车、大轿车，嗯?这驴车就是此地的TAXI？“四角钱一个人!”好，上，两头小驴得儿得儿走着。左边的马车撞来。右边的马车撞来。后边一只大马头几乎顶着我们的驴车。这马车后边又顶着一辆大破轿车。大轿车的周围也是车。天知道这些车
是怎么找到各自的位置的。
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从黑龙江的讷河到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中间只隔一个渡口。孙超公司的黄述林，他一个人横跨两省搞大豆货源。
过了浮桥便进入内蒙古。我爬上一辆蹦蹦跳跳的三轮机动车。车上还有两位当地女人。车在一尺高一尺低的泥水路上惊心动魄地蹦跳。我的身子时时从车座(硬木条)上弹起，活像在进行蹦床比赛。又一个大颠。我跳跃而下，莫名其妙地想起马克思说的“销售是商品惊险的跳跃”。那两个当地女人习惯成自然地稳坐车上，款款地说：“没事的。”
这年5月，小黄一个人一次就发出八千吨孙超大豆。
我已经惯于这种粗放的生活了。我要用孙超的行为方式：想走就走，买张站台票直上火车厢，然后再补票。
虽然，我的书包里有工作证、记者证，有空白的《人民日报》介绍信，完全可以补个软卧票。不不，我只上硬座，感受孙超。
是不是接触过孙超的人都会染上钻硬座车厢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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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6 年我两次写孙超现象。后来听说，当年商学院的考题之一是：怎样认识“孙超现象”？ 2008年5月14日新华网首页报道：孙超，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民营外贸经济的先驱者，第一个将东北的大豆玉米出口马来西亚，被理论界称之为引发商贸变革的“孙超现象”。 |
1987年，5岁上海女孩的宣言：我要和费翔结婚
1987年。我已经五年未回上海了。这次在蛇口采访后，经广州，于凌晨近四点到了上海。
走进老家。屋里一股什么味儿？一股无人住的屋子的味道。不过我能毫无差错地分辨出这是我家的味道。那一件件落满尘土、蓬头垢面的家具，于我便像故居的老人那般的亲近。
在老家我渴望听到亲人的声音。有了，拧紧那只老式座钟的发条，看看还能不能响?响了!嘀嗒嘀嗒响了。半小时还“当”的敲一下。总算除了我，还有别的什么存在着。
“归来吧，归来哟……”我下意识地哼了这首由费翔唱响了的歌曲。只哼了一句，自己就被自己吓着了――这屋里怎么有人声?
我到同学家等吃饭。邻居家的女孩小兰兰来了：“我要听费翔!听费翔!”
“侬也知道费翔?”我俯下身来打量这个穿着汗背心、三角裤的五岁顽童。
“我顶喜欢费翔了。”她极开心地笑着，弯弯的嘴占去三分之一的脸，“他面孔好看，衣裳好看，我看见他要亲他一记面孔。”
兰兰把脸扎进被子里，扎猛子似的。
“我要和费翔结婚。”兰兰扎完猛子越发神气了。
“侬晓得什么叫结婚吗?”
“晓得。结婚就是吃一顿饭，擦红红，吃桔子水。”
“费翔那么大高个子，侬这么小，人家要笑话的。”
“那么我们晚一点进去吃饭。”
“那侬总是太小。”
“那么等我长到十岁再结婚，长到二十岁!”
兰兰，父母都是工人，既无海外关系，又和音乐无缘。兰兰比起父辈，接触的世界大，受的约束小，于是生出许多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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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我的书柜衣柜还都是“文革”遗风。那时全体衣柜都是右边的木门上方，有一方玻璃，玻璃后拉着一方很土的绿丝绸。直到5月我搬家时才告别了这只衣柜。搬到新家也照样只能在洗脸盆里洗澡――用洗脸盆里的水往身上泼。那时北京新建的居民区，譬如劲松，一般都是两平米的洗手间，一概没有洗澡设备的。不过20年前,我们大家不洗澡。 |
离他越远我越可以哭出声音来。他说他现在不想死，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他不想死
这是1988年秋。火车停在穆陵县的八面通镇。八面通，多有意思的地名。车站上铺满了本地特色的TAXI――马车和驴车。马鞭上系着红布条，马臀上系着铃铛，板车上铺着大花床单，高级一些的还支上一个带花边的彩条布顶。人吆马叫，驴马市似地闹腾。驴车、马车载上旅客四通八达地散开了。出租车！我喊。马车“司机”赤膊套着件敞开的西服。他一甩马鞭，马车响着铃铛朝我驶来。
招待所外边的土路，好似被雨水犁过、被马车深翻过，鲜有下脚处。他远远地向我走来。我知道，我飞机火车马车地寻访到此地，值了。我寻访到的是大海，是清澈透明的大海。
他叫王方宇，黑龙江穆陵县运输公司经理，一个在小镇上搞大改革的人。但是，一年多后，他从广袤的黑土地走进了天津肿瘤医院对面的一个狭小的招待所。当然他是知道我来所以“逃出”住院处到招待所221房间等我。
我们握着手。他注视着我：“让我看看，你身体好吗？”
这话本来应该我说的。
发现病是1989年12月。而11月他还从黑龙江跑到深圳，又跑到顺德，去解决出口包装问题。听说母亲病危，又连夜赶回黑龙江，带着他为母亲买好的戒指和耳环，母亲看他一眼就故去了。到底也没能让母亲活着的时候戴上金戒指。
他用两只大手捂住脸哭着。
他颈部的几个瘤子使脖子肿得与脑袋一般粗了，才去哈尔滨检查。医生说你来得太晚了，过不去这个春节了。方宇说那还住院干吗?第三天就回到公司，主持两个会议。
他说人总要死的。只是他现在不想死。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他不想死！1987年承包公司以来，方方面面刚刚理顺，正好可以做一些事了。
“累的！你太累了！”我叹口气。
“累我不怕，是气的。”方宇说。
他说他天天看新闻联播，想知道小平同志讲话的贯彻情况。他说这些讲话总不会不落实吧？这月底他回黑龙江就要把玫瑰园那几件事办起来。
他的脸正侧对着我，我又看到了他那挺拔的剑眉，他那耸直的高鼻，自信而有力度。他说他觉得春天到了。他现在知道他不会死了。他叫我明年再去他们穆陵县，会叫我大吃一惊的。
他激动了，被他自己的一个个计划鼓舞得不安起来，无措地抓了抓头皮。那发，成把地掉了下来。
走到楼下，走到楼外了，我说你回去吧，外边冷。
他说那好，那么再见了。
我说再见。我掉过身就走。在我转身的刹那，他低下了头。
我快步往前走，离他越远我越可以哭出声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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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1 1月,在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我翻找八十年代的电报、发票、证券、海报，尤其是大量书信，感受八十年代的语境，又一次亲历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写下了《八十年代看过来》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
解放了的力量李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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