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汝惠1939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心理学系,1947年创办上海市江湾中学并任校长。1950年由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推
陈汝惠在教育工作中很早就认识到毛泽东《实践论》的价值所在,他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才能为教学理论指引一条正确的途径。具体分析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的关系,及诸原则的内在联系,尤须以科学的认识论为指针”。从1954年至1957年间,他先后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长篇论文《实践论与教学原则》、《试论人全面发展的统一性高度性和党性》、《实践论与教学过程》,以科学实践理论来指导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
陈汝惠认定科学实践理论是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武器,指出:“在实践中学习教育学和为了实践而推进教育学,是一个统一过程,是教育科学研究上的新趋向”;而“作为教育学方法论的基础,实践论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他阐明科学实践理论在分析教学过程本质中的指导意义,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教师”和“学生”两方面以及“教学与社会需要相适应”和“教学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相适应”两种关系。他揭示“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这一科学实践理论与“教学过程基本环节的内在联系”,论证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教材的“感知”、“理解”、“巩固”、“运用”这四个基本环节,就是对知识的感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阶段、投入实践阶段和通过实践检验的阶段。
对于处于教学过程主导地位、承担着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职责的教师,陈汝惠提出,“教师、学生不一定都是党员,或者正在争取做党员”,但是要有“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党性”。陈汝惠以非党之身,呼唤“人民教师必须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表现了一种在科学实践理论指导下的自我期许和崇高追求,并且期望将这种期许与追求在教育工作者中普遍化、扩大化。
1955年,陈汝惠被任命为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在这个职位上,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努力投入工作,取得了两大教育科研成果:一是主持建设了一个有朝气的年轻的教育科学研究实体,二是主持编撰了一部讲义,开拓出一门新学科:“高等学校教育学”。
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产生的一两个教育科研机构之一,这个教育科学研究实体在80年代初期发展成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现在早已升格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的一座重镇。而陈汝惠的贡献在于,他主持了这个教育科研实体的早年的成型,并且率领这支科研队伍,在“国内外均尚未建立起这样的一门科学体系”的情况下,开拓出“高等学校教育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
开拓这门新学科,有深刻的时代背景。1953年初,国家政务院根据新中国教育头三年的实践,认定“教育是文教工作的重点,而教育工作中的重点乃是高等教育。”陈汝惠在王亚南校长的指示和支持下,领导教研组在“近几年来综合大学学生分配在高等学校任教的较多,迫切需要掌握高等学校教育与教学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自1956―1957年度开出“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以适应新中国教育实践的新需要。
陈汝惠和他的同事们切实遵循以科学实践理论指导教育科研的思想和原则,十分明确“建立一门新的科学,是由于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高度的理论概括,才能从实践的需要和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此,陈汝惠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夜以继日执笔完稿了全部十二个章节中的六个章节,还有六个章节分别由潘懋元执笔四个章节,由张曼茵执笔两个章节。1957年7月,陈汝惠将全书总纂定稿,写下前言,以“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的名义打印全稿,对于执笔者及协助工作的教研组其他同志、教学研究科均一一具名列出。此书定名为《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油印数百本供校内教学使用,也寄出与北京大学等有关大专院校交流;北京国家图书馆也收有藏本。
“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编撰成功,是我国教育科学的一项首创,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成功开拓。对于这项成功,陈汝惠态度审慎。他说:“始生之物,其形必丑,问题在于必须迈开第一步,才能从不完全走向完全,从粗糙走向精细。”他将这些见解写入《讲义》的“前言”,诚挚表示“希望高等教育部门和兄弟学校予以批评和指正”。这部讲义后因陈汝惠后获错案而未能正式出版,但是却成了厦门大学教育科研的一块富有特色的基石。上世纪80年代制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厦门大学在教育科学“七五”重点研究项目中,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在1989年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学讲座》获得了一等奖。这些优秀的教育科研课题和成果的取得,归功于潘懋元等后来者的不断努力和创新发展,但也可以看到与早年《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有着源流关系。陈汝惠在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职位上领导一个年轻的教育科学研究实体“迈开第一步”,不愧为一位以科学实践理论指导教育科研的先驱者,一位新学科的开拓者。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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