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曜教授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现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赵曜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有精深研究。
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世界主题转化为和平与发展,国内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赵曜首先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曾讲: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这样。第一,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第二,国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实践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理论内容和形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三,我们党总结了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特别是20世纪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从理想变为现实,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大体系、大范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今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
赵曜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继承我们党以往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按劳分配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二是提出“以苏为戒”,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三是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在探索初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总起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赵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赵曜说,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体系,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理论是系统的还是没有形成系统;二是它对所研究的领域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还是没有作出这种回答。属于前者,就构成了理论的科学体系。按照这种标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包括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是主题和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表明,我们不再一般谈论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探索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即基本线索贯穿其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并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以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并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上三个重大问题是在实践中依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和贯穿这条主线的。
第二个层次是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所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它是支撑理论基础的哲理部分,是更高更深层次的内容,是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核心内容和核心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是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的。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制定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认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它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第四个层次是基本理论和重要观点。在上述三个层次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整套崭新的基本理论。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论断,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三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开放是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探索,打破了把市场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异己物的偏见,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二者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首创,它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上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我们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重要的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六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生态文明,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八是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理论。中国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九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十是“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的理论。十一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理论。十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赵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始终有一条主线,它和世界革命中心、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强调,这里说的“中心”,不是运动指导中心,而是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在中国指导实践获得了成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是我们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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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学者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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