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孟是30年来近距离看着中国日新月异发展起来的少数外国人之一。他不仅是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1985年来到中国
图为杜孟近照。
有人说杜孟是“中国公关之父”,的确不无道理。他回忆说,“我从两个人起家,当时最困难的就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人才,因为那是一种开拓,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准备。可是到1993年我卖掉中法公司时,中国的公关队伍已经有几万人了,可以说,现在走进中国任何一家公关公司,几乎都能看到当初我公司的人员。”
坐在对面的杜孟,已经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变成了稳健持重的中年人,从骨子里散发出一种文化气息。他从日常生活、文化艺术、人际交流的一切细节中,探究文化取向,力求在不同文化之间找到沟通的渠道。他以文化大使而不是生意人自居。他在北京的家,就是一个展示中国文化的舞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大使、友人、艺术家在这里荟萃,感受中国文化的优雅沉着,感受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他既在中国推广一个个品牌,同时又把中国的昆曲等艺术介绍给外国友人。在他看来,许多目标是通过文化达到的,公关就是一种文化的沟通,要沟通就要了解双方的文化、双方的思路,最好的文化大使是要对驻在国和那里的人有相当的了解,而这种了解,不能是肤浅的、表面的,而应是从头脑到头脑,从心到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杜孟有更多的机会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按照中法政府协定,法国文化年于2004 年至2005 年在中国举行,当时法国政府委托他进行筹款和组织工作,面对重重困难,他在两个多月内就以他的影响力在香港和内地找到20多家公司成立了荣誉委员会,筹到了600多万欧元。那以后,杜孟被业界公认是筹措国际间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高手,意大利、比利时政府的有关部门也都来请他出山,他居然不负众望,为中意文化年等文化交流活动再立新功。
眼看着中国从一个物质匮乏、设施脏乱、封闭落后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国家,杜孟感慨万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赶得上中国的变化。中国人不怕新事物,封闭了那么多年,一旦开放,所有的新事物都敢于接受。中国30年来走过的历程,跨度之大远远超过西方。法国是个保守的国家,最怕变化,在这点上法国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说到北京奥运会,杜孟发自内心地为中国的成功而感到高兴。他认为,无论是安保组织工作,还是志愿者服务,都达到了最好水平,此前的奥运会从未有过如此成功。中国充分利用了这次大好机会,塑造了非常正面的国际形象。他最为赞赏的是新闻媒体的日益开放,因为自2003年非典横行时起,他就被国际卫生组织聘为顾问,如今中国媒体的透明度已非那时可比。“中国各级政府和新闻界越来越公开透明,这是一个社会自信心增强的表现”,他说。
对于中国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杜孟也表现出相当的忧虑。他说:“发展带来了许多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比如物质崇拜,比如自己文化的迷失等等。我接触过一些中国年轻人,他们对本国文化的了解还不如外国人多,这太可笑了。虽然这些都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但要引起政府和社会足够的重视。”
杜孟身兼多种社会角色,比如联合国艾滋病署全球特别代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等等。自2004年以来,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建立了新闻传播个人奖励基金。承担这些社会责任,他奔波劳碌,花费大量时间。如今,杜孟又在忙于上海世博会的筹办,他信心十足地说,上海一定会抓住这次树立国际形象的良机,把2010年世博会办得非常漂亮。
杜孟最推崇的品质是“宽容”,他认为只有具备相当文化水平和丰富知识的人才能做到“宽容”,这正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忠恕”相吻合。也许这也是一种心有灵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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