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心态的认知与考证
左东岭
论及元明之际的历史与文学，就不能回避当时文人对待元明二朝的态度及其心理问题，而这些又往往影响到文学创作的
在现代学术史上，史学界与文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均认为明王朝取元而代之得到了文人群体尤其是江南文人群体的拥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历史事实，但情况又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同出于金华学派，宋濂应招而辅佐朱元璋，而戴良却誓死效忠元蒙政权而不肯臣服于新朝。当代史学界有人对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之境遇做出具体考察后说：“总之，元末的江南士人，不论伊始依附张吴政权的，或参加朱明政权的，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的，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怀念元朝，而与朱明政权格格不入。”似乎元代的江南文人对元朝廷充满眷恋的深厚情感。
如果认真对比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的易代状况，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明末士人起兵抗清者不在少数，殉节死国难者亦比比皆是，而降清出仕新朝者不仅数量甚少，而且还要遭受舆论的责难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看一看钱谦益与吴伟业对自己失节行为的反复辩解与沉痛悔过，就可知道当时士人整体的遗民情结有多么深固。后来经过现代学者的细致考证，元代进士仕明的共37人，只有2人属于被迫；在这仕明的35人中，南方进士23人，北方12人。这些仕明的前元进士，虽然说不上欢天喜地地进入新朝，甚至许多人依然心存种种忧虑，但并没有表现出对元蒙政权的特殊情感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总而言之，关于遗民问题，元明之际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状况。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从现存的元代历史文献中，当时的士人对元蒙朝廷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与对抗，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元蒙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对文人的宽容甚至优待。这种观点当然是言之有据的，因为凡是阅读过一些元代文人别集的，的确很难找到对元蒙朝廷的对抗与揭露，即使有一些不满与怨气，也大都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不是针对朝廷。在留下的诸多被元代文人所书写的文献中,甚至处处流露出对元蒙朝廷的歌颂与感戴。因而根据这些文献就会得出诸如元代重视程朱之学,书院教育非常发达,政治环境相当宽松,儒学受到朝廷推崇等等。
但这些果然是历史的事实吗?
比如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文人做官只能由吏员开始,这是被后来许多历史研究者所指责的一种举措,认为这断绝了文人的仕途,理应是当时文人所痛心疾首的。可是只要你读一读许谦的《代人上书补儒吏》一文,你就会感到吃惊,他居然说：“夫取材于学,周制也。选官于吏,汉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则兼周汉之任人。然则,今之为吏者可谓贵,而士之生斯世可谓幸矣。”在许谦的文章中,这由吏补官的制度成为兼周汉之长的完美体制,甚至感叹“士之生斯世可谓幸矣”。这到底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呢,还是近于无耻的虚假吹捧,其实是值得深入辨析的。作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证据的文献记载,其阐释的原则取决于文献生成的语境。元代正是一个以武力征服为特色的王朝,文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在面对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朝廷时,必须讲究言说的方式,这应该是当时士人都心知肚明的。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出于主观的臆测,而是拥有坚实的证据。戴良是元末一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文人,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能不考虑言说方式的问题。他在《论王圭》中总结谏君之道说：“善谏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导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他在另一篇文章《谏官箴并序》中回答了何以要不攻其蔽而须导其明的原因,“自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乐听之哉?”可见讲究谏的方式就说由于面对的并非明君,所以他进一步总结说：“讽而不迫,我言斯听。陷而不避,我其陨命。勿谓逆鳞,可得而批；折槛而谏,或以为过。勿谓鲠骨,可售吾直；断鞅之谏,或以为过激。”原来惟导其明是能够使对方听得进去,而不攻其蔽则是担心“我其殒命”,于是在中国文人被传为美谈的“折槛”、“断鞅”之谏在此被引以为戒。
无独有偶,金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文人王?也写有一篇《原谏》,立意与戴良大致相近。戴良与王?们一再考究谏之方式,当然不是毫无目的的,起码在他们的心目中当时的皇上已非明主,而在言说政治时必须采取恰当的表述方式以免引火烧身。推而广之,如果将元代文人对朝廷政策举措的议论均视为谏言的话,就可以将戴、王二人谏君之道的话作为解读他们所留下文献的一把钥匙,那就是：当他们称颂朝廷的某种优长时,你不必认为是朝廷已经在实际上做得很好,而是这些文人诱导朝廷的一种良好愿望而已。在元代的官方文献与高文典册中发现不了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也不必就理解为文人们已经对朝廷的政策完全满意,已经与朝廷没有任何心理隔阂。
研究元代文人心态,不仅仅需要官方文献与史书记载,更需要野史笔记与诗文作品,尤其是那些直接表达文人心声的诗歌作品,从那里边透露折射出的往往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比如揭?斯的诗文集中收有《题芦雁四首》的组诗，其中有一首说：“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从该诗中你也许只会感受到作者对江南的偏爱。但是到了元代末年孔齐写《至正直记》时，便如此解释该诗说：“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之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此处只说是讥色目人而没有涉及蒙古贵族，显然还是有所忌讳的。到了宋濂等人编撰《元史》时，就特意记述了他在元代修史时所遭遇到的尴尬之事：当时，他参与撰修辽金宋三史，需要参考朝廷历代实录以考订史实，“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得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外人”声里，准确无误地显示出异己感与疏离感。
然而这些在虞集的诗文集中是不可能明确表达的，但是从某些诗文作品中，还是能够感受到此种心理的隔阂的，比如他也有一首词写道：“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值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御沟冰泮水?兰，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他没有写在朝中遇到了什么困境，只是有那么一点年老的孤独，于是到了春天花开的季节，东风吹拂，飞燕呢喃，就深深地怀念其故乡，梦想自己回到那“杏花春雨江南”的环境中。结合《元史》的记载，就知道对“江南”的眷恋是寄托着其归属感的。因此，在解读元代文献时，不能指望文人们具有激情澎湃的明确表达，而应该仔细寻绎潜藏于诗文底层的情感潜流。而要找出这种情感的潜流，掌握阅读这些文献的有效方式是至关紧要的。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朴素的力量
――谈首都师范大学工笔画创新团队的创作
王海滨
生活中的现象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有一霎那间的感动，当我们把这种印象和心绪结合起来的时候，便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认可和流露，而绘画的价值在于把它和所经历的时代的某种真实存在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需要对人性的关照，不应该满足于表象的愉悦，当我们深入到这个社会，或者人类精神需求深层的时候，会自然产生创作的愿望乃至形成个人面貌。
那么，怎样获得绘画感受，又怎样表达这种感受？朴素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今天，一种令人担忧的变化迅速发生，没有人关注朴素，而朴素的情感、朴素地表达正是我们绘画的本真面貌和归宿，是绘画通向力量的途径。先贤讲“谨毛而失貌”，即是惟恐因为过分注重外表的、细小的“毛”而丧失了对事物本质面貌的把握；怕我们因为掌握了过多纷乱华丽的技巧影响情感直接的抒发。去伪存真的精妙含义蕴含在画理中，更应该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态度之中。
在当下“多元化”甚嚣尘上、评判标准逐渐失范的绘画环境中，工笔画因其特有的光、色、线、形以及写实特征面临更多发展的可能，同时也形成更多的困扰。
可喜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工笔画创新团队的艺术家们，坚持了朴素地观察、朴素地表达，从而找寻到通往强烈精神世界和感染力的捷径，触及到人类的精神，担当起传达生活和人性本质的责任。
首都师范大学工笔画创新团队由不同历史时期三代画家的不懈努力积淀而成，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艺术团队。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前身、创建于1956年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时期，俞致贞、姜燕等一批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工笔画家，为学院的工笔画特色打下了坚实基础；60年代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建立之后，刘福芳教授及贾克德、吴敏荣、侯幼珍等老一辈工笔画家，在各自不同的画科中都取得了很高的建树，尤其是刘福芳教授在绘画艺术取得很高成就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使薪火续传；2001年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成立后，孙志钧、董重恂、韦红燕、韩振刚、汪港清、刘彦、白雁、郭继英、王海滨等一批中青年画家，不断开拓工笔画的题材范围、媒材技法，将关注的重心转向自己内心情绪的表现，并把这种表现同时代、同现实世界做了有机的结合，做到了对传统工笔画的继承和创新。
可以看出，团队的每一位艺术家各有特色，但是把自己对刻画物象的理解、对工笔画这一画种的理解乃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做最朴素的表达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首先，团队的艺术家们恪守了“工笔画”作为一个画种对题材及媒材技法的要求，相对于有些艺术家自由化、个性化的表现方式而言，团队画家的作品在题材与媒材技法上的相对保守，不可否认，现代化的媒材造成了更华丽的“画面效果”，催生出了更多的技法，但也正是这些“效果”和技法造成了画家于生命、与精神的关注以及认识角度上的浅尝辄止，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审慎理性的“朴素”比纷乱悦目的“华丽”更为时下所需。
在具体物象的刻画上，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情感注入笔下的物象，这种情感，毫无矫揉造作，没有猎奇和扭曲，是真实并直白、简洁而朴素的。朴素的情感造就了直接而有效的技巧，艺术家们反复推敲，使技巧迅速接近自己感觉到的事物。这使得这一创作群体的整体艺术成就涵盖了更为丰富的题材、技法与风格内容，又具有风格上的有机统一性。
古人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客观物象只有与生命、与心灵产生交流、融合以后，才具有审美的价值。这种价值，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在找寻这个价值的过程中，创作者的观察和表达越简洁、越朴素，就越容易接近自己所要表现的物象与目的。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学院派”画家，首都师范大学工笔画创新团队这种共同的在艺术创作上的“朴素”特性也以踏实严谨的学风、以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与教学相长的工作方式，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教育体系建构走出了一条有现实意义的途辙。
通向全球史的两条路径
夏继果
全球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共同体内部、人类共同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自20世纪中期兴起以来,全球史日益得到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两条路径及其互相间的渗透,使全球史的问世成为可能。
首先是历史学家的“内在”路径。
19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在那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日益形成的时代,欧洲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共同体应当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中的基本单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日益关注于个体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欧洲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而面对工业化和对外殖民的进程,他们认为只有欧洲才实现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其他地区则正好相反,始终处于停滞和一成不变的状态。他们提出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模式也完全依据欧洲的历史经历。到19世纪后期,许多学术研究都反映出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欧洲学者也将这些学术研究活动进行了整体分工: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政治发展史,包括欧洲的世界扩张;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考察当时的欧洲社会;东方学者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很早就跨入文明时代但是通常被认为停滞不前的社会;人类学家则负责研究非洲、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那些无史料记载、通常被认为缺乏任何自有历史的民族。
然而,到20世纪中期,世界遭到的巨大震荡刺激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定位人类的共同体。世界大战的遭遇、核毁灭的威胁、非殖民化的推进、种族歧视的世界性批判、国际组织的产生、新的世界移民浪潮、多元文化论的扩展,所有这些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能孤立地决定自身的命运。换句话说,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到更广大的交流网络体系中,这种网络体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应当以更大的外延来定义人类共同体。另外,传统史学领域的专门化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碎化,在相当程度上使历史失去了意义,不论是学者、教师还是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要求重新整合历史知识,形成看待历史的新视角。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历史学家日益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始探求历史上大范围进程的发展动力。例如,长期以来,对于16世纪世界上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16、17世纪的全球白银流动这样一些历史表象,历史学家都非常熟悉,但直到最近他们才试图寻找哈布斯堡西班牙、莫卧尔印度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这样一些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才系统地追溯白银从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银矿向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流动。在这种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从全球联系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一些历史模式,更好地追寻历史的意义。这便是源自历史学科本身的通向全球史的“内在”路径。
其次是科学-文化的“外在”路径。
在民族国家历史主导兴起中的历史学专业的时代,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却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和思考着身处其中的世界,这最终推动了历史学的转变和全球史的兴起。
早在18世纪,威廉・琼斯爵士就设想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家族,其中包括的语言很广,从不列颠岛的克尔特语到古代印度的梵语。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人口进化论,而亨利・梅因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深入研究人类早期的氏族制度。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地质模式,探索大陆漂移。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经济结构为中心,试图用所有这些新知识来重新描绘人类社会的宏大图景。到20世纪中期,上述理论有一部分得到了证实。古生物学家的发掘确立了人类演化的模式,碳-14和钾氩测年法通过实验证明了社会和地质年代的跨度,地质学测定出大陆漂移的大致情况。这些领域的学者通过其广阔的视野、种类繁多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开拓了通向全球史的“外在”路径。
最近几十年来,关于环境变化、疾病历史和人类演进阶段的知识增多了,语言学、考古学和化学等学科也揭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这种良性互动日益形成。随着各个领域的专家对于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形成了全球的视野,传统的历史学遭到严重冲击,全球史的兴起就势不可挡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历史学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时间范围和课题跨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例如,在区域研究中,专业历史学家把研究欧洲和北美历史的方法运用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研究。区域研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推动地区间的比较,这也就带动了全球史的探究。在社会史中,重视性别、阶级、人种和种族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劳工史、种族史、移民史和大众文化等新研究领域的兴起。这标志着超越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而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互动。不仅如此,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人类自身,探究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史日益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二,历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日益丰富,源自生物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历史学所用,而源自经济学的定量与统计方法早已为历史学家所熟知。第三,历史“文献”不再局限于外交书信和官方统计报告,而且包括口述传统、语言模式、血型、地质和考古遗物、音乐乐谱、树木年轮、天文观测,等等。
两条路径的互动造成历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这可以用环境史的发展来说明。环境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并不是全然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处于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类的活动确实改变了自然环境,但是环境也经常会令人类大吃一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依据考古学和植物学资料,潜心研究人类最早的农业中心,包括西亚、中国、中南美洲、西非,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他指出,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当人类开始耕种作物、驯养动物的时候,植物是成片耕种,动物是成群饲养的,这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病原体创造了理想的栖息地。在欧亚大陆,大牲畜的驯养导致疾病在人类与牲畜间的传播。其结果是,欧亚大陆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的人口不仅密度大,而且携带着形形色色的疾病的微生物。这类疾病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是经常的但却是有限的,因为久而久之那里的人们获得了极强的免疫力。与之形成对照,在美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由于一万年到六万年前智人的突然出现,大牲畜基本被灭绝了,除了美洲驼等个别例外,可供驯养的寥寥无几。相应地,那里的人们极少会受到欧亚大陆那种特定病原体的感染,也缺乏相应的免疫力。如果某一种剧毒的病原体,例如天花病毒,扩散到这样的社会中去,就会引起大规模毁灭性流行病的爆发。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历史上惨烈的一幕幕在上述地区陆续上演了。
网络与文学活动的大众化
陶东风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中国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都普遍地把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学艺术，当作是非常精英的活动，甚至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然而，90年代以后，大众传播手段，特别是网络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突破了人们对文化和文学的这一定位。媒介手段的多样化使得文学文化活动“准入证”日渐接近普通大众和大众的生活，当代中国文化也进入了大众化的时代。
一般而言，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被作为精英阶层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具有从事文学艺术和文化生产的优势，并占有相关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从事文学活动的首要资源当然是人的识字能力。古代社会中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数相当有限，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具备识字能力的人数非常有限，而文盲当然不可能舞文弄墨。现代普及性的教育制度逐渐将识字能力普及到大众层面，这使得有能力舞文弄墨的人数大大上升。识字能力于是乎不再是从事文化/文学活动的稀缺资源。但是，即使是在教育普及程度已经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从事社会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人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原因是媒介资源仍然非常稀缺。
这种现象直至上个世纪末才被打破。今天大众传播――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网络成为城市普通大众，特别是喜欢上网的青年一代可以充分利用的便捷手段。网络是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一个人只要拥有电脑并能够利用网络，那么他写出的“作品”在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发表的空间打开以后，写作也变得自由了。
美国学者早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比如亨利.詹金斯（HenryJenkins）指出：网络(Net)为媒介内容的公共讨论开辟了新的空间，互联网(Web)也成为草根文化表达的重要展示性窗口。在詹金斯所喜爱的“冰箱”（Refrigerator）网站，父母可以把孩子的艺术作品扫描到网上，向全世界展示。互联网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自己动手”（DIY）运动的数码冰箱。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业余爱好者可以写故事，创作音乐，或制作电影，却没有向亲友圈之外的人展示其作品的渠道。比如，在《星球大战》粉丝网站所编目的那些“数码电影”中，有些超8毫米（Super8）的电影生产，如《重塑星球大战》(StarWarsRemake)，时间可以上溯到七十年代。但直到现在，这些粉丝电影才凭借网上的传播让更多人知晓。互联网使得各种另类的媒介生产获得了更高的可见性，并超越地方化的公众(localized publics)，进入更大的传播范围。
于是，写作与发表不再是一个专业化职业，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这些“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正如较早出道的著名网络写手李寻欢所说的：“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它们创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开‘普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之于文学的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他还形象地比喻说，如果说新文化运动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文字壁垒”问题，那么，网络则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通道壁垒”问题。榕树下文学网站的主编朱威廉也说：“Internet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天地更为广阔。没有了印刷、纸张的繁琐，跳过了出版社、书商的层层限制，无数人执起了笔，一篇源自平凡人手下的文章可以瞬间走入千家万户。”
这是人人可以参加的文学，是彻底大众的文学。有人这样写道：“它（网络文学）的首要特征就是，网络给了文学一个相对自由宽容的生存空间……我从点击数和跟帖数上看到了这个趋势，并且体会到了：网络就是群众路线”
当然，历史地看，独立自主、特立独行的天才式“作家”观念（布迪厄称为关于作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建构，它与德国浪漫主义有紧密关系。德国浪漫主义者推崇个性、独特性、创造性、自我实现，是对启蒙运动确立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反动，浪漫主义者认为后者是“数量的”、“抽象的”，因而是“空洞的”。这种卡里斯马式的个人英雄观念推崇少数个人天才及其神奇的创造力，崇拜独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作家、艺术家，既神化了作家也神化了他们的作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这种作家观念流行之时也正是作家、艺术家们精英意识大大强化之日。据有学者研究，19世纪初，作家对“公众”的不满已经变成了一种尖锐而普遍的感觉。比如济慈说：“我对公众丝毫没有谦卑之感。”雪莱也说：“不要接受头脑简单的人的见解。实践会推翻蠢人的判断。当代的批评不过是天才不得不与之抗争的愚蠢的总和。”
这个卡里斯马式的作家艺术家神话在80年代的中国同样曾经流行一时，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自己的圈子内部。画家陈丹青回忆80年代初期见到作家王安忆时的感受：“……安忆通过领事馆找我，说她看过我写的创作谈，说是写得有意思，见见面吧。我也高兴极了：跟我一样大的知青里居然也有人在写小说--现在大家觉得小说算啥呢？太多了，我们随便就会遇见这种介绍：某某，小说家！可是我已经很难给你还原1983年那种情境：你遇见一个人，这个人递过来一篇小说，说是他写的，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由于媒介手段的普及，文学的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作家”这个名称的神秘光环消失了，写作非职业化了，痞子蔡、今何在、林长治等炙手可热的网络写手均非所谓职业作家。创作活动非神秘化了，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都不再神秘了。人们再也不谈论什么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无意识、灵感、非功利性、自主性。古人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佳话恐怕永远成为历史，创作过程的神秘性不再存在。
网络文化/文学的积极面是大众化，但它的消极面就是泥沙俱下。没有入场券的文学场人人可以进入，中国大众娱乐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得到迅速发展的。这是我们考察娱乐文化时不能忽视的，因为相比于精英文化，网络媒体对娱乐文化的支持是最多的，而后者对于前者的依赖也是最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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