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范式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实质

杨耕

一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属于德国和西欧,它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性的精神产品。所以,“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可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主要是反映了西欧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更多地吸收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化的问题。恩格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明确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移自外域”的理论“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从而向中国人“靠拢”,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必然包含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难以中国化。所以,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 534 页)

二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的思想资源,对之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在当前的讨论中,这种观点被一些学者归纳为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对,一些学者又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让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成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绝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把物质变为气、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共产主义社会变成大同社会……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并在这个过程中用中国式的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精粹,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落到实处,就离不开人民大众,需要大众化。为此,就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与特点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是少数文化贵族和社会精英的事情,而是人民大众追求民族解放、寻求自由个性的伟大社会变迁。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特性”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或者说中国化与大众化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马克思主义不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难以中国化;而固守传统文化,以之去“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任务是救亡图存、振兴发展,寻求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发挥了巨大的时代作用,正是由于它隶属于现代文明。只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那么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荒谬性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其合理性,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儒家学说的某些规则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面,并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具有某些现代价值,而且儒家学说与它极力维护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也就越凸现。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遗传,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质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理论思维却可以通过对不同形态的理论、文化以至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理论、文化形态。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理论、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理论、文化形态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也必然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的继承。

但是,儒家学说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在从先秦经两汉再到宋明的演变过程中,它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否定个人利益、否定个人独立性、否定人的个性的观念,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也与中国古代宗法人伦密切相关,并赋予了宗法人伦的“人道”以“天道”的神圣光环。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近代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并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构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尊孔读经复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清理、改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三

每个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现实,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来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以及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可能在经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恪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体”与“用”的问题。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马克思主义为“用”,或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体”与“用”看成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可以任意选择的关系,只能转变为“体”“用”任意搭配的游戏。

面对传统文化,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继承什么或拒绝什么的问题。继承什么或拒绝什么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实际,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实际,而不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这三项重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必然为我们的理论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只有立足这一实际,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真正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所在,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从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使其具有“民族形式”。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能够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精神家园

王南?

每种文化都有现实性与理想性两个层面。前者是关于人们现实生存的文化,指导人们如何“做事”,后者则是通过指向某种理想境界而赋予现实生活以超越性意义的文化,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做人”与“做事”的指向各不相同。“做事”要讲究成效,因而就不能不以指向事功的现实性为原则,不能不讲究“做事”的方法论;而“做人”,无论其主体是个体还是群体,讲究的则是某种价值理想的实现,故其追求的是某种人生境界,而境界总是一种非现实的理想,因而也就自然地以指向非现实之境界的理想性为原则,以价值理想、人生境界或人生观为导向。现实性文化既然以事功为导向,则必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改变;而理想性文化既然以某种价值理想为导向,则一般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历史继承性。显然,一个民族视为自己精神家园的文化,主要的是指这种理想性文化。

在人们生活中现实性与理想性这两个层面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当人们的现实生存发生危机之时,自然地会突出现实性生活原则,方法论问题会被人们所特别重视;而当现实问题被基本解决,人们的信念由于生活世界的变迁而发生危机之时,理想性生活原则就会被突出,价值理想、人生观问题会成为一个被大力强调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之为国人接受之时,正值国人的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危机之时,甚至是处于民族存亡之紧急关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起初便主要地表现为作为指导事功之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但方法论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中国化还必然包含着人生境界、价值理想方面的中国化。中国人的现实生存方面的危机,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之后的今天,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一个标志,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极大增强又是一个标志。前者表明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独立,后者则表明了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的实力和人们现实生活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些说明,为什么活着的价值理想、人生观问题将会成为困扰国人的重大问题,从而也就成了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理应将其包含于其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理想、人生观的中国化比之方法论的中国化有着更为重大的必要性。方法论作为“做事”的指导原则,由于要成功地“做事”,不可避免地要以服从外部世界的规律为前提,因而具有某种强制性。行为主体要想取得事功上的成就,就不能不使自己在主观上认同这些能达于成功的方法论原则。但价值理想、人生观则不同,它是一种理想目标,一种境界,并不完全受外部世界的限制,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因而也就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传承性。理想世界之为一种追求目标赋予人们全部生活以某种意义,因而构成了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家园。既为精神家园,是人们梦寐而向往的圣地,就必能给人们以亲切感。因此,一种价值理想、人生观,若要有力量,就必须民族化。具体到中国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价值理想、人生观方面也必须进行一种中国化。这比之在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甚至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价值理想、人生观方面中国化的必要性还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极为显著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理想世界必定有着极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要求人们必须把一种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理想世界与中国传统的理想世界结合起来,使这种中国化的理想世界成为能给中国人以亲切感的精神家园。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许多中外研究者进行过深入探讨。一般说来,文化的本质差异根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质亦当植根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此,中西方的一些学者早已有所认识。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关联性思维”。许多中国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认为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调和持中的态度”、“直觉法”、“实用理性”、“象思维”等。这些论断都可以说从某一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与西方文化建立在主客分立之基础上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同的。与主客分立的思维方式相对应,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超越的存在,即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的存在。此亦即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外在的超越”。而中国传统的非主客分立的思维方式却决定了中国人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非超越的,现世的而非彼世的。现代新儒家创造了一个“内在的超越”的概念来表达与西方的不同,虽有种种不妥切之处,但大致上亦能表明中西方文化理想的根本性差别。

马克思主义是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是对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种否定。这种反叛和否定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中国文化传统。但这种否定只能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即扬弃,而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否定,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定是包含着被辩证地克服了的西方传统文化的因素。这样,就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虽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某种亲和性,但二者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与西方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想描述为对于“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而从概念上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把现实存在以主客分立的思维方式把握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的对立和矛盾,因而也就不存在理想世界中对这些矛盾与对立的克服。而这种不同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存在着将这种差异消除的理论任务,而这就正是作为价值理想、人生观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差异的消除并非一定意味着将共产主义理想作纯粹中国式的理解,而很有可能是双方的相互调适,但无论如何,消除的任务是存在的。

事实上,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式理解早就存在了。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来进行的,这当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够消除社会分工,从而才能够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妨碍人的自由发展的东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除了将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或物质财富的涌流之外,还大都特意加上了一条人民道德品质或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仔细体味增加的这一条不难发现,其中仍有着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理解共产主义的意味,即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君子国”。只是这类中国化多半仍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而现在需要的是人们进行系统的论证和建构。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式的理想境界终于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就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人们不难看出,当和谐社会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中国化。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便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

汪信砚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反思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既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上述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展开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层面,其中,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创造并不断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解决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述这两个不同层面是紧密联系着的,其中,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的,而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对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具有如是规定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成为一种理论范式,是由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提出来的。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我们“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到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看作是“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模式,即中国革命的理论范式。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理论范式,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并在实践上成功地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不过,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或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范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或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应有态度,即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理论领域占居主导地位、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可能成为整个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范式,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研究的基本目标、方法论原则和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三个方面。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首先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

应该说,至少从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研究。然而,在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等相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时甚至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或环节而受到少数研究者的重视,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至多也只是被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按照这种观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虽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是绝对必要的,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却是远远不够的,由这种观念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

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是指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当紧紧围绕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不断创造出与时代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方法论原则;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衡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和成果之意义的根本标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基本经验及其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的异同,目的在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则意味着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要求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属于一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属于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是由于突破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的狭隘视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才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伟大理论创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研究的根本范式。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很多,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新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应该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也只有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开展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要求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不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取代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是包含着这样三重规定性:一是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目标,即应该自觉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二是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方法论原则,即都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当前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即使是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人文社会问题或那些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价值问题,也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考虑这种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有何借鉴意义和促进作用。三是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评价标准。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的特定对象和目标,并因此而都有自己的具体评价标准。但是,任何社会一定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其总体的、根本的评价标准。对于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来说,这个总体的、根本的评价标准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这个总体的、根本的标准,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的选题和成果是否有意义或价值以及有多大的意义或价值,关键要看它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对于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能破除各种教条主义的迷雾,避免停留于反复捡拾古人和洋人的牙慧,才能真正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其次,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注重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努力研究“中国问题”,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从而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再次,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能突破各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避免沦为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才能真正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