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监管齐头并进

李向阳：应该说，金融创新本身是没错的，问题出在过度上。有统计表明，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达到480万亿美元，而全球实体经济GDP的年度总值也只有50万亿美元，创新的帽子显然太大了。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导致虚拟经济明显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投资银行业务被认为是过去十几年中美国最为重要的金融创新，但是投行业务长期游离于现行的金融监管之外，不受监管的场外交易大量存在，有些甚至交易量都无法统计。

但是，应该强调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只是由于监管没有跟上去。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金融危机，就提出不搞金融创新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金融创新都是影响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

记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李向阳：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基本是匹配的。对适度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使我国金融业成功躲避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创新相对不足，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无法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金融创新的需要。因此，如何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金融创新经验的同时，吸取监管不足引发的深刻教训，防止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中监管不利种下的恶果，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您认为当前应该如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推进这一工作？

李向阳：虚拟经济要与实体经济相适应，这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要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中资银行机构走向了国际市场，对这些海外中资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创新是他们业务发展必然要求。如果没有与国外同行水平相当的金融创新，就无法跟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步伐，无法参与竞争。随着他们对越来越多金融创新产品的掌握和运用，如何评估和防范这些海外中资机构金融创新的风险，避免对国内母行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国内银行监管机构的新课题。同样，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也存在创新与监管脱节的问题。这些外资银行的总行在海外，他们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拥有最发达的金融创新工具，对他们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我国第一步开放了商业银行业务，目前也放开了投资银行业务，今后还要放开债券、证券类业务，监管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做好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工作，要通过不断的金融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记者：您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我国应该如何发展金融创新，改善金融服务，更好地发挥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李向阳：首先，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消费，而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体系的不发达。现在有人对美国负债消费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科学。信用消费是现代经贸发展的必然要求。贷款购房购车、合理利用信用卡等都是信用消费的重要内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用消费发展水平非常低，而通过金融创新，促进信用消费，对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无疑意义重大。

其次，我国要加快完善风险投资、期货交易等金融创新工具，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动力。当前我国企业要进行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就是风险投资，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体系还处于雏形，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自主创新不能单靠政府投资，要把完善风险投资体制作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切入点，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实，金融业本身就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要大力提高金融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金融业产生的效益也远不是餐饮、娱乐这些传统服务业能够比拟的。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金融业理应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要在提高监管水平的同时，降低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形成有效竞争，充分发挥金融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