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耗时20余年编撰而成的新诗“家谱”，前者用纪年体详细记录了1917年1月至2000年12月发生的有关新诗创作、出版、活动等史事,第一次以资料形式让中国新诗本原面
此前，远有诗人王统照在20世纪30年代辑成的《新诗编目》，近有诗人张默于20世纪90年代编成的《台湾现代诗编目》，以及其他为数不多的一些编撰，但都系一时一地之局部“账目”。如《新诗纪事》、《中国新诗书刊总目》这样跨海跨代百年一撰者，实为罕见，可谓填补了中国新诗研究史上长久的空白。
书作者名叫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新诗史的研究者和新诗文献的收集、整理者。
走进北京潘家园附近刘福春的家，过道上、桌子上、客厅里、卧室里，只要有空隙的地方，无不被花花绿绿的各式诗集、诗刊占领。这里还有大量著名诗人，包括过世诗人的手稿和书信。书籍的特殊香味和过往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能看到一个个场景闪回。
“我特意问过了，楼房一平方米最大承重是多少公斤，怕这些堆起来的诗把楼层压塌了。后来还真是要把堆得太高的拿下来一点。”刘福春微笑着讲起这段小插曲。
客观还原是科学的新诗史研究方式
接过刘福春递来的《新诗纪事》，封面上醒目的刘福春“撰”字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非“编”，非“著”，亦非“编著”。这个“撰”字的学问，刘福春解释道：“这不是编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笔笔账。”
命运多舛的新诗在短短一百年发展过程中，本来出版就艰难，而战争与革命的浪潮又在不断地毁灭着新诗发展的原始资料，以至于现存的新诗研究资料大多很不全面。而刘福春二十年收集的超越图书馆规模的丰富史料，为新诗“明细账”搭起了平台。
史料的修复便是历史的修复，应该如何着手？在中国新诗史的研究中，感想式、评论式、观念性的研究太多，而中国新诗研究最缺乏的恰是资料性的收集和统计工作。没有这些实证性的研究保证，很多判断难免失去基础。对此，刘福春的理解是：“要尽可能地展现当时的历史风貌和上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勾划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而《新诗纪事》38万字，600余页码，自1917年至2000年，创作、出版、活动，大陆、港台、海外，一应俱全。如此“账目”，无指点江山，亦无激扬文字。客观叙述，不做主观评价，让资料说话，让时间作证。
诗人沈奇读过《新诗纪事》后感言：“疏通打理成一条河道，哪段水清，哪段水浑，哪段断流，哪段水静流深，历史脉络，立见分明”，“整部《纪事》读下来，常有惊心动魄之感。百年新诗历程，何以曲折，何以驳杂，何以纷争不断，又何以分流归位，白纸黑字，在在记录清楚。沧海桑田，主流边缘，官方民间，世道人心，诗品人品，以及等等，无须论争，‘流水账里’，笔笔显示明白。”
而《新诗纪事》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它不局限于“经典”的分析，而是以资料的形式，第一次打破了经典与非经典的界限。很长时期，新诗仿佛只有冰心、郭沫若、臧克家，以及后来的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有限的几个作家，其余约85%的诗集却很少被提及，更谈不上研究了。而这些被放逐到边缘的作品，在刘福春看来，恰恰是中国新诗丰富生动的最有力证明。
在出版《新诗纪事》之前，刘福春还与杨匡汉一起合编出版了《中国现代诗论》上、下册和《西方现代诗论》两大部资料性的书，受到欢迎。他还在中国线装书局影印线装出版了《新诗名家手稿》，发行200册，成为诗界的稀世珍藏。从1999年开始，刘福春又编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新诗图文史》，将文字配上大量的诗人手稿、照片，诗集和诗刊的封面、插图等，构成一部图文并茂的新诗编年史。截至目前，刘福春参与编撰的新诗研究著作已达20余本。
一张“冷板凳”坐上二十年
1980年初，刘福春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助唐?先生编撰《鲁迅传》。唐?先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跟随唐先生进行研究，在他人看来是难得的机遇。
“但我的兴趣在新诗上。”刘福春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方向。
“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一是把兴趣看得很重，二是有些固执，常常‘一条道跑到黑’。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和自己能做也能做好的事。新诗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我有兴趣去做，也有条件去做，而当时专门从事这工作的人也不多，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定可以作出成绩。”
1984年前后，刘福春承担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撰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项工作基本完成，而他史料研究的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在当今以“量化”作为评价标准的学术氛围中，做史料工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首先，史料工作细碎，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又很难出成果。其次，有时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书，可出版又成了难题。“目前看来，史料工作是简单而费力，有用而不讨好的脑力劳动。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可要转变很难。”
尽管如此，刘福春依然靠着一种奉献精神，做着费力不讨好，同时又是功德无量的史料搜集与
研究工作。这当然远远不如几篇学术论文来得快，晋级、评职称等等现实待遇，总是离他很遥远。
他仍然满意于这样的生活――与诗为伴，以书寄思。为查找资料，他曾访过50多家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旧书店和潘家园的旧书摊前常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无论是正式出版还是自印新诗集，很多出版过诗集的作者都会收到刘福春寄出的一份打印的《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海内外与他有联系的诗人已达2000多人。他的工作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鼎力协助，诸如谢冕、林莽等都将大量的资料贡献给他。
一墙之外，是喧闹的街市。
一墙之内，是他规律的三部曲――整理、写信、看书。
文学所里的“快乐王子”
喜欢憨笑，喜欢聊天，热衷于“口腔体操”，这是刘福春留给采访者的最深刻印象。这种招牌式笑容为他在社科院文学所里赢得了“快乐王子”的美称。“我虽然看上去嘻嘻哈哈，但其实坐得住。”
收藏工作令他如痴如醉。从放弃鲁迅研究的“热门”选择做冷学问，严谨缜密的新诗研究坚持了20余载，刘福春的坚持来源于坚韧的品质，更来源于他对兴趣的追求和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做研究不苦啊，每天都有新发现，能认识新朋友，所以我非常快乐。快乐是种能力，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好吃，有本事的是在不好吃里吃出好吃来。”刘福春的这句话也许是对自己的最好注解。
当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研究生时，就告诉这位年轻人：“你是学什么来了？是学快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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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17日 |
| 第38期总第15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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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研究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空间，20多年的持之以恒，不仅来源于他的敬业，同时来自于家人的支持。刘家书柜里摆放的合影展示了家庭的和谐。他的夫人徐丽松对于他的废寝忘食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始终积极配合，为他搜集资料，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了解刘夫人的人，称她为“伟大的女性”。
挂在口头上的快乐不是真快乐，真正的快乐是真实的，深刻的。多年来虔敬笃诚的研究，隐藏在流水纪事后的苦心孤诣，或许不在当下被看重，但必将在未来凸现其价值。这位中国新诗“司库”聚沙成塔的精神，不仅是为文之道，更是为人之道。“热爱、坚忍、持恒和专一。”这是谢冕先生对刘福春这种精神的概括。
诗歌使人快乐，为新诗写“家谱”的刘福春自然成了“快乐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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