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 面向未来

采访人：本报主任记者宋晓梦

记者: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各行各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教育事业为之输送了大批人才密切相关。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国家的发展繁荣,教育事业功不可没。

顾明远:应该说,30年来教育事业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国已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即由一个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变成有2亿5千万人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的教育大国。

记者:您认为教育的深刻转变发生在哪些方面?

顾明远:可以用四方面来概括:即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创新、教育科研的繁荣。

记者:对教育性质的认识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极“左”思想占主导的年代,教育一直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顾明远:所以那些年政治运动大多从教育领域开始。知识不被重视,知识分子被视为改造对象。“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1977年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观点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也改变了中国社会。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教育放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框架中,并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到“科教兴国”、“教育先行”战略,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变是30年来教育领域最大的成绩,它指导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深入的改革。

记者:您认为30年中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有哪几个标志性成就?

顾明远:短短30年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基本扫除了文盲,这在许多先进国家都是差不多用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人口占70%的情况下,又是在人口高峰期实现了这“两基”,这一历史的贡献得到世界的肯定!

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2%到2007年达到23%。世界一流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学位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1980 年全国只有研究生18800 多人,2006年达到110多万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

职业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200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接近1600万,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约40%。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近1000万人。远程教育在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和职业培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30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1980年为5.33年,2005年达到8.5年。我国已经由一个人口大国转变到人力资源大国,今后的任务是要建立人力资源强国,为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为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记者:教育的快速发展,使“有学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解决“有学上”之后的“上好学”问题该如何解决?

顾明远:从基础教育来讲,当前首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教育公平问题,二是素质教育问题。

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首先要考虑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因为弱势群体长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政策倾斜,优先发展,他们永远跟不上一般水平。但是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教育优先发展如何在农村落实就遇到制度性障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尚未打破,农村教育投入与城市有很大差距。新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免费以后,较大地减轻了农民子女上学的负担。但农村教育仍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农村教师,编制缺、水平差、待遇低、不稳定,严重地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虽然部分得到解决,但并未彻底解决。不仅农民工子女学校与城市的学校还有差距,而且义务教育毕业后报考高中的问题也未能解决,他们还要回到原籍去上高中,这其中的制度问题需要理顺。

教育公平问题在城市主要表现在择校,应该通过改造薄弱学校来解决。硬件水平容易提高,教师队伍的建设却不是立即生效的。优质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存在制度性障碍。

记者:当前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何在?

顾明远:主要是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既然是促进人的发展,就应该根据学生条件施以不同的教育。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元化的,只要有社会责任心,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都是人才,但人们往往把人才和天才混淆起来,认为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等才是人才,从事平凡工作的就不是人才。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子女能否上大学、上什么大学看作家长的面子,因此不顾孩子的具体条件拼命逼迫孩子读书,以便光宗耀祖。这些看法也在影响现实。

大家都说教育竞争是社会竞争的反映,但学校做法不当也会加剧这种竞争。例如有的地方学校要向教育局交升学指标责任书,最后是加重学生的压力。

30年来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建设上,使儿童青少年有学上;今后的主要精力必须放在教师队伍的全面建设上,不只提高教师的学历,更要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即教书育人的能力。

记者:“教育科研”的概念以前很少有人提及,现已普遍成为大、中、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这个变化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顾明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没有多少教育研究,一本教育学唱独角戏。经过六个五年计划,涌现了大批科研成果,创建了许多新兴学科,各地建立了教育科研机构,成长起一支科研队伍,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30年来我国教育科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教育科研走出了书斋,结合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服务,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服务。第二,教育科研走入了群众。改革开放以前教育科研队伍很小,只有几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从事业余的研究。30年来各地都建立了教育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特别可喜的是广大一线教师也把科研作为自我成长,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第三,教育科研走向世界。30年来我们大量引进借鉴世界教育的新理念、新经验,参加各种国际教育组织的活动;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国际教育会议;科研人员的交往、留学生的互换、学术资源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不仅使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

记者:您认为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尤其是教育的法制建设是30年来教育深刻转变的重要方面之一,今后在制度设计层面和执行层面还应做哪些努力?

顾明远:说这个方面深刻变化是因为许多重要的教育法律和制度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等,还在基础教育方面建立了教育督导制度,校长负责制度、教师聘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高等教育方面建立招生考试制度、收费制度、学生就业的双向选择制度、教师聘任制度、后勤社会化制度等。

制度建设既要重视设计层面,也要重视执行层面。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方面的问题,要认真设计;制度已经有了,就要认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