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七十年

当年

宗璞

1938年春,父亲携带在衡山撰成初稿的《新理学》,经过长途跋涉,在蒙自作最后修订。

六月,母亲带领我们四姊弟,与朱自清、周作仁几位先生的家眷同行,自北平来滇,和父亲团聚。

蒙自的民居多有院落,木格窗可以撑起。窗下的白木案上摆着《新理学》书稿。父亲常坐在案旁,伏案工作。我们按照在清华乙所的习惯,不踏进书房禁地。这里当然没有书房,房间的一角,摆着白木书桌和一架书,书架由煤油箱搭成,也自然成了禁地。我们在房间另一半,无论怎样嬉笑,父亲总是充耳不闻。他自有他的哲学世界。

一天,胞兄钟辽得到一个光荣任务,为父亲抄稿子。《新理学》序中云:“到蒙自后,又加写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钟辽抄的便是这一部分,他很高兴,甚至有些得意。因为我和弟弟钟越仍不得走进禁区。

当时,蒙自有电灯,但电力不足,灯光很暗,钨丝只能呈红色。晚上工作常点煤油灯。记得父亲讲过“老婆点灯”的故事,说老婆点灯为省油,一次只放一点,岂知这样挥发得快,更费油。后来,父亲分析日军在侵华战场上兵力的投入,也曾用老婆点灯的比喻。

书稿终于修订完毕。蒙自有一家石印作坊,父亲决定,先印出石印本。送稿子那天,我和哥哥随去。石印作坊很小,地势低洼。店主看着我们说,冯院长好一双儿女。那年我十岁,哥哥十四岁。云南人说话一般都很文气,不知怎么,许多云南人都这样称呼父亲。父亲只顾交待印书,那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的儿女。

石印本印出了,取回了,它的纸张很坏,黄而脆。可是到底成书了。可惜我家无存。听说,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保存了一本。他过世后,便也找不到了。但它的模样始终在我心中。

《新理学》序中云:“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

我很崇敬父亲那一代学人。他们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工作,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在精神上、工作上也要承受各种压力,应付多方面势力的干扰。他们终于能够使西南联大“内具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自由堡垒之称号”,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而且他们大都有领先于本学科的著作。

据记载,父亲工作繁忙,除授课外,一天要开不止一个会。就是这样,抗战八年,他写出了《贞元六书》,差不多一两年就是一本,形成了完整的新理学体系。《新理学》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也是新理学体系的哲学基础。

《新理学》于1939年5月,在长沙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41年至1946年,教育部曾举办六次全国学术著作评奖。1941年举行首次评奖,《新理学》获文科一等奖。理科方面获奖的是华罗庚的《堆垒数素论》。两人获奖后,华先生曾来家中看望,不巧父亲不在家,不然一定会有一番有趣的谈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故社长韦君宜在《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说,“在延安,有一次老同学蒋南翔向我介绍冯友兰先生新著的书《新世论》。他说,‘这书写得实在好,他自己不标榜唯物主义,但是这实在是唯物主义的,你看看那一章《谈儿女》,我们这些人写不出来。’我把这本书看了,完全同意老蒋的看法。”(《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他们没有政治偏见,能够看出书的真实价值。

父亲的书获得称赞和推许,也受到批评和非难。父亲从不以为意,他在批评与赞誉中前进。正如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的仪式上答词中所说,“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来要做的事。”

新理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路碑。它记载了中国哲学的努力和发展。现在《贞元六书》和作者的三种哲学史一样,不断有各种版本。人们现在读,将来也还会读。

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时间：2008年12月9日

地点：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访谈嘉宾：李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陈战国(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胡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

主持人:今天由哲学系和冯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纪念冯先生的《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冯先生自己讲过,“贞元六书”其实是一本书,是以《新理学》为主的一个完整体系。七十年来,《新理学》以及它所代表的冯学经历了中国的风风雨雨。这期间,对《新理学》的评价也有很多。今天除了到会的,还有几位西南联大的前辈,因为年纪都比较大,就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进来。下面就请大家发表高见。

一

牟钟鉴:《新理学》是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写的。当时大家在政治上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那在学术上怎么称呼呢?我提出一个“学术殿堂”,看看可不可以这样说。西南联大也是一个学术中心,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所以大家提起西南联大,就感觉非常自豪。其中的办学经验,我们应该很好总结。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中坚人物。“中坚人物”这样一个定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政治上,我评价他为“坚定的爱国者”。有这么几条材料足以证明。一个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很感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种很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写不出来的。我自己读碑文,总觉得热血澎湃。里面讲到“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气势磅礴。1948年冯先生从国外回来,那时候什么状态？很多人往外跑啊。但是冯先生坚定地要回来。他引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胡复可以久留”,这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伟大的爱国者。

其二,在人格上,“刚健中正”,这就是冯先生。1942年6月份,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想要以他自己的教材为主,把几个大学教材都规范化。冯先生就联合了一批教员说,我们西南联大有自己的传统,不能一个模式,所以不能改变。1943年,他代表一些人上书,督促蒋介石,开放政权,实行立宪。儒家有一个精神――“事君以道,不能则止”,在君以上,还有一个道。你(君)符合这个道,我可以和你合作,你不符合这个道的,不能则止,我不合作。

其三，在学术上,我觉得,他是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开一代学术新局面。抗战八年,西南联大是他做学问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以前,有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这以后,有新的《哲学简史》,还有《哲学史新编》。在这期间,是“贞元六书”,一年写一本,很快,这六本书就出来了。“新理学”我觉得应该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的探索,把中国古典的哲学和西方古典的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很有水平的成果。他是把一种理性主义哲学给发展了,而且建立了一套体系,把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结合起来了。

二

主持人:牟先生谈得很好,有理有据,很有启发,请大家继续谈。

李真:我来说两句。冯先生终身学术活动围绕的一个主轴,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冲突,如何在这个冲突当中自保,或者得到发展？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冯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问题经过长期思考的一个回答。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要现代化。所以我很同意刚才牟钟鉴说的,他是融合了中西文化,吸取了东西文化的精神。

新实在论给了冯先生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受到了西方柏拉图的理念的影响,从柏拉图的“理”世界、“真际”世界,相似地表达出一个“理念”世界。冯先生有“理”,还有“气”,冯先生的“气”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没有,冯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迹象,让我们去追溯,就是两个中国字叫“麦特”,“麦特”就是“matter”,就是物质的“质”。“matter”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讲的“质料”。他(冯友兰)论述这个“质料”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这和亚里斯多德如出一辙,这也是吸取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是还有一点很少有人看出来,冯先生还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冯先生不仅用到了黑格尔的正反合的模式分析问题,还提到了一个黑格尔的“理念”论与“新理学”的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共相和一般如何联系起来,虚无缥缈的“真际”怎么影响到实在世界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到了“具体的共相”一说,这样就把个体和一般沟通了,把具体和抽象沟通了。这就是“理在事中”。这就把“理念”论之于“新理学”的基本矛盾给解决了。这是困扰冯先生一生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不这么解决,永远也就解决不了。这在柏拉图那儿解决不了,在任何客观唯心主义那里也解决不了。

冯先生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什么是真诚的哲学家?他一生追求哲学真理,至死不渝,屡经挫折,绝不中断。我这里提出两个例子。

一个是他提出“抽象的继承法”。什么是“抽象的继承法”？冯先生认为过去的文化当中有值得吸取的东西,不应该一概否定。从今天来看,就是我们要以批判地继承我们文化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和文化虚无主义对立。而文化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一片打倒旧文化的呐喊声中,有谁敢提出这个论点？是冯先生。第二是所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时,提出一个革命的豪言壮语叫“放下书本,拿起锄头”。冯先生这个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我们哲学系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为主,学习哲学文献,掌握这些文献,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牟钟鉴:就是要培养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李真:对,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陈伯达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判冯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先生。冯先生明知道他这个文章提出来要受批判的,所以他的文章就叫《树立一个对立面》,这是何等巨大的勇气！

关于新实在论我再做补充。新实在论的论点,冯先生很多是不同意的。新实在论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认为都是应该用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的。冯先生不赞同。所以笼统地说冯先生是结合了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是不够准确的。

主持人:这个观点是冯先生自己说过的。

李真:这是冯先生作检讨的时候说的。

胡军:但他讲的方法是一样的。

李真:方法当然是一样的。

余敦康:这儿我来接着说。我觉得,现在纪念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实际上“新理学”这个体系，不要从哲学上去说。给我的感觉,李真说的不是,胡军说得也不是。 (众人笑)

胡军:我还没有说呢。(众人笑)

余敦康:不要从哲学角度来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纯哲学的问题。

牟钟鉴:你这是“树立一个对立面”。(众人笑)

三

余敦康:我们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冯先生在整个20世纪哲学史上做一个合理的定位。只在哲学上争来争去,那只是学者之间的窝里斗。窝里斗斗了这么多年,冯先生遭到好多误解啊。就把我们冯先生的真正地位矮化了。现在说我的,好不好?

我们得把时间推前,看看抗日战争到现在七十年来,我们中国到底走了什么路。冯先生那时候,是“贞元之际”啊,“贞下起元”啊,中国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中国能不能复兴,这是个大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1934年,陈序经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明确地提出“全盘西化”。过了一年之后,王新命、萨孟武、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中国文化本位”,反对西化。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搞一个“新生活运动”,号召尊孔读经。也是这个时候,冯先生从北平跑到后方,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思考,这就是“新理学”产生的背景。你说走哪条路?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新生活运动?冯先生提出他的看法――“中国到自由之路”,这个看法就是“新理学”,“新理学”回答的是这个问题。哪是柏拉图啊,新实在论啊。

“新理学”是一个体系,关键是提出一个中国到自由之路,中国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既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也不能走中国本位的路。冯先生说得很清楚,他的新实在论也好,“新理学”也好,总而言之,单定一个主题,就是一般和特殊,殊相和共相,就是“别共殊”,中国必须现代化。

牟钟鉴:这是共相。

余敦康:冯先生是在考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提出“中国到自由之路”。我们中国人必须走哪条路呢?沿着我们自己的那条路走下去呢,就是我们的民族本位,这是走不通的。必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不是学习西方所有的,而是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共相。如果把冯先生摆在20世纪的哲学家里来看,在这点上是没有人能超过的。

牟钟鉴: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余敦康:对!牟钟鉴:就是殊相和共相的真实问题。

四

主持人: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斥“新实在论”、“柏拉图主义”等的讨论,因为从冯先生的治学上来看,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确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精华。

余敦康:这是不错的。

主持人:新理学是个新的创造,就是冯先生讲的,“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就是创造性。冯先生的“新理学”之所以能够立足,并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之一,它是真正的中西的结合,古今的结合,跳出了我们原来传统的框框。我觉得,冯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近代化、现代化,对中国哲学转型作了一个全新的诠释。

冯先生为什么做“贞元六书”啊?陈岱孙先生曾经问过冯先生这个问题,冯先生对他说了一段话。就是《新原人》自序里面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民族国家,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为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所以,冯先生写《新理学》是带着一个使命感的。刚才余先生说得很好,它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如果只抓民族性,看不到时代性,那就是本位文化。如果只抓时代性,而看不到民族性,那就成为文化的虚无主义,民族性和文化性都是不能丢的。

余敦康:如果丢了,那就叫数典忘祖。

主持人:冯先生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既不忘记祖宗,又不忘记要发扬光大祖宗。冯先生讲“旧邦新命”,“新命”你得有基础,你没有祖宗,哪里来的什么“新命”啊?

余敦康:对,那是最主要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纪念冯先生,就要学习冯先生在《新事论》里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过去建立了一个伟大中国,将来还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冯先生的使命感。我记得,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墓碑落成仪式上曾有一个精彩的演说。其中谈到:“贞元六书”的哲学体系,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或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将沿着冯先生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余敦康:冯先生提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说的,《太和篇》,和谐,这是往圣的绝学。这个“往圣绝学”有什么用呢?为万世开太平。把中国的和谐思想推广到全世界,这是中国最高的智慧啊。

牟钟鉴:冯先生对这个世界最后的遗嘱,就是这个世界不能“仇必仇到底”,一定要“仇必和而解”。中国哲学和西哲都要为世界未来走这条路做贡献。

余敦康:这是继绝学继来的嘛。

主持人:这个说得非常对,但我们已把它丢得太久了。

牟钟鉴:我们丢了,我们丢了多少年,又捡回来,马上就显示出它的生命力。(陈战国推门进来)

余敦康:现在我从广的、大的方面,来给冯先生在现代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上作一个定位。不是从纯哲学上看,哲学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同于全盘西化派,也不同于中国文化本位派,而是走更适合于中国特色的那一派。有“中国特色”是冯先生“旧邦新命”里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冯先生很直接地指出了这一点。

五

主持人:陈战国,该你说了。

陈战国:我来晚了,也没有听见各位的高论,我自己随便说一点。冯先生,对中国哲学贡献非常大,他的书谁都看得懂。

现在大家都说儒家,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老是讲“心性”,从王阳明到现在的牟宗三,好像儒家就是“心性之学”。现在国内有些中青年学者认为它讲得好,因为它哲学味儿浓,它和西方现代哲学,像存在主义、现象学比较靠近,所以很喜欢这些东西。但儒家的真精神,还是冯先生说的。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有一个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被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笼罩着。中国的精神是有这么一个大的精神笼罩着,他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怎么体现呢?你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百姓,不为万世开太平,不为生民立命,那还叫什么“儒家”?

冯先生在哲学上我觉得最大的贡献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新理学》,《新理学》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方法论。就是,从西方学了一些手指。蔡元培先生到美国和他们讲,你们来美国,不是学这个,学那个,是要学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要把那手指头带回去,不是说带些金子回去。冯先生理解,这个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就是理性分析,即西方的理性主义的理性分析。什么新实在论啊?不过新实在论在这方面用的比较充分,所以冯先生就用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是接受了实用主义理性分析这样一种方法来“点”中国哲学。

第二点就是冯先生在《新原人》中建立的境界论。中国哲学,不管儒家、佛家、道家,都讲境界,讲人生哲学,不讲境界,那不叫人生哲学。但是之前他们一是不明确,二是不系统,到冯先生这儿,系统了。系统地把境界论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三点,就是《新事论》。我们这个民族怎么走？走现代化。冯先生有一句话,当然是讲文学的,但是我觉得普遍地适用,“现代化可,西化不可”,我对这话印象非常深。冯先生时时关切着中华民族的命运,时时关切着中国文化的命运。后来冯先生写七卷本(《新编》),我始终把它当成是《新事论》的后论来读。它讲了哲学的历史,同时它还是一个历史的哲学,它是用哲学去讲历史,尤其是近代和现代部分,充分体现了《新事论》中的一些思想。比方说第七册里的“仇必和而解”。你把江山打下来,这就是到了底了,完了该“和”了,不能再“斗”了。再“斗”就把自己“斗”乱了,一个国家是这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

还有一点,要“举一事而求理”,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这也是张载的话。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说我们马克思主义怎样怎样,教条主义也好,你把它叫成左派也好,它总是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原因就在于它那先设了一个理。这个理,还是个主观的理,它限定了你去做事。所以有人问我,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说,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哪个解决得好,哪个就是马克思主义。

牟钟鉴:这是实事求是。

陈战国:所以,冯先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说看一个人,主要要看他的思想。孔子生前做过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传下来的是他的论语,是他的思想,滋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至于他生前喜欢吃什么,喝过什么,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胡军,你来说。胡军:听了老前辈的发言……

余敦康:这里不止一个老前辈,都是老前辈。(众人笑)

胡军: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我在昆明参加第八届冯学研究会,参观西南联大遗址,对我很有震动。

开幕式上,我说我参观西南联大有两种激情支配我。第一种就是爱国主义。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碑文,其中有一个写了“诗人的天赋是爱,爱自己人民,爱自己祖国”。当时的西南联大,不管是教授、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样。

第二点就是学术研究至上。西南联大如果没有学术,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当时梅贻琦有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什么是大师?学问好,学问大,这样的人,西南联大确实有好多。就是这么两点。

那么这两点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点密切相关,西南联大中国最好,好在什么地方呢?抗战期间,很多人上战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拿起笔,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作研究,这是一种很长远的眼光。打完日本鬼子,中国怎么建设?大学必须讲求学术自由。要让像冯先生这样优秀的教授,独立思考,系统思考。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经济建设是一方面,文化建设同样重要。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学术。

冯先生关注的东西,现在都成为我们学术界热点讨论的话题。什么“照着讲”、“接着讲”,比如说“抽象继承法”。冯先生很强调问题意识,他知道当前的社会,人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接着以很简捷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一点我本人做不到,没有冯先生这个眼光。另外就是他系统地思考。“贞元六书”每本书都二十多万字，很有系统性。

牟钟鉴：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有深度。非常有深度。

主持人：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罗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