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进一步整理敦煌文献上,按流水号整理依旧为大多数学者所采
中古语言文字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俗文字学),是张涌泉教授的专业强项,加之他十年如一日认真、细致、不惮繁难的艰苦努力,在所收敦煌写卷的辨认、归整分类、定名、拼接和文字的点校、比勘、注释及经文出处查核等方面均堪称一流,达到了超越前人的程度。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对敦煌小学类写本及相关经籍材料和前人的整理研究成果不仅搜集完备,掌握充分,而且进行了用心的考辨分析,显示出辨伪、辨误、辨不足的功力与时出新见的学术追求。这集中体现在每种文献的“题解”和“校记”的文字形、音辨析中。一方面,在深入钻研汉语俗字、俗词语生成流变的扎实基础上,对列代传世字书与敦煌写卷的比勘上做到了理论与例证的紧密结合,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和说服力,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另一方面,对佛经音义类写本的字词源流考辨下了极大的工夫,几乎90%以上的难字均能找到相应的佛经卷次和所出顺序,并且摸索其读音与唐五代西北地区方音的对应关系,确实难能可贵。需要说明的是,他在前期工作中完全依靠翻检浩繁的《大藏经》的各种版本,后期虽能依靠电子文本的检索,但电子版在文字上还是多有差讹,因此实际文字的比对仍然要依靠纸质文本的核查。这就保证了校勘的质量,而且为读者进一步利用《大藏经》开阔了眼界。
第二,许多写卷的校勘不仅运用了和传世典籍的比对,也大量参校了同是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其他类写本(如诗歌、史传、变文等),作为同一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例证,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启示作用,也证明作者视野的宽阔和工作的繁难程度,既需要博览群书的勤奋,更需要融会贯通的能力。如对《俗务要名林》中“?”字的考释,所引用的典籍的解释,和我原先所知大不相同,对舞蹈史家研究敦煌舞谱里的“?”所代表的动作亦大有启发。
第三,由于敦煌写卷文字涉及大量的“俗写”、“繁化”、“简化”、“抄误”、“俗讹”、“繁讹”和切音、直音、译音字,而本书又是这方面的专书,按体例绝大多数字必须保持原貌方能说明问题,造字任务繁重,对目前电脑的词库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据我大概估算,这部分书稿所造新字大约在15000-20000之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经过作者与排版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所造字99%以上和通常用字在字型字体上保持了一致。这是突出本书特色和校勘质量的重要保证。
(作者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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