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当我考入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学系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需要大量通晓法律、经贸和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于是,在毕业时,我被选送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学习国际经贸和英语,并很快成为一名律师――我有幸以中方首席
80年代末,处于时代潮流前沿的深圳,开始逐步展开企业股份制的尝试,我被一家公司(全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聘为高级管理人员。记得当时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曾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实验,这使许多中国人既兴奋、又惶惑。
1993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被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至今我还感念邓小平的睿智与果敢,是他在1978年作出了扩大海外留学生规模的重要指示。1994年,在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大学西北法学院读书的我,凭借在中国的工作经验和在美国优异的学习成绩,被英特尔公司选定为实习生。当时,英特尔公司的领导者已充分意识到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强劲的生产和研发潜力,并正式开始扩大在中国的营运规模。1995年底,在我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之后,英特尔考虑到我作为中国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公司实现“与中国共成长”的梦想,向我发出了正式加入的邀请。我当然也希望为祖国――同时也为全球PC“芯传奇”的缔造者做一点事,所以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而谢绝了美国西部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伸来的橄榄枝。
今天回头看,我当时的选择非常正确。仅以我所在的IT行业而论,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让亿万中国人与世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像英特尔这样的跨国企业,也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惠及国内用户,并通过源源不断的资源和知识转移,积极履行其与中国合作共赢的承诺。
让我深感欣慰的是,我直接参与了英特尔在上海、成都、大连投资建设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工厂的工作,以及英特尔营销和研发团队建构等重大事务。回顾这些经历,我的感受是,在引进并充分、合理地利用外资方面,我们的政府一直有着清晰的战略和理性的规划。较之其他大国,中国在获取国际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准备工作上,表现得极为出色。正因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被许多国家采纳。当我在越南胡志明市代表英特尔公司就有关十亿美元项目谈判时,感到非常得心应手。因为,越南政府直接采纳了中国关于引进外资的大量政策法规,而这些正是我非常熟悉的。
30年来,英特尔公司和我都深受其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任何跨国公司只有了解所在地政府政策和国民需求,和社会同呼吸、共命运,认真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才能枝繁叶茂。
我坚信中国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将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全体中国人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人物小传:戈峻,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负责英特尔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事务、业务发展、教育及技术合作项目、技术规范和标准、企业公民责任以及法律事务和政策制定。先后获得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学学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MBA学位及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大学西北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于1996年1月在美国加入英特尔公司,后被委派至香港,2003年,迁至上海担任英特尔中国区总法律顾问,2008年初成为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