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界前辈吴江老人(九十岁)书一条幅赠我:“英雄到老尽归佛,唯有神仙不读书。”展读久之,何其有味也!不才厕身学界,自是无日不读书。
虽然图书馆的书有的是,但总不如自家有书读来方便。回顾“文革”前,我的藏书一共不过两个中等书架,几百册而已。那时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斗室一间,养家糊口,再节衣缩食,也
由于我身无长技,只会在文史两界觅食,又性喜杂览,故藏书仍然是平装本的人文科学类书籍,寻常百姓寻常书而已。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利用常至各地开会、考察、讲学的机会,逛旧书店、古董店、地摊。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书缘使然,我购得明末刻本《救偏琐言》、《寓意草》,雍正原刻袖珍本《圣谕广训》、《如面谈新集》等,乾隆十年稿本《板桥杂记》，乾隆中叶稿本《痘疹书》,嘉庆年间抄本《杂货便览》,道光十五年抄本《喉科秘书》,清末稿本《辞馆归乡》、抄本《中国镜》、《陈莲舫先生医案・喉症方治录要》等,以及进士卷、地契等,均为珍稀文化史料。其中有几种,我已编入去年出版的《中国稀见史料》丛书中,其余的正在编入《四百年来中国珍本文化史料汇编》丛刊中。
在踏遍天涯觅好书时,有的书真让我惊喜不已。
前年深秋,我在南京一条卖旧书的小街上闲逛,一无所获。走进一家卖真真假假古董的小店,问店主有无古书,他说没有。我忽然注意到一个比较凌乱的小玻璃柜内,有两本抄本,立即请店主拿出来瞧瞧。其中的一本,竟是清末抄本《陈莲舫先生医案・喉症方治录要》,我眼前顿时一亮!陈莲舫(1839―1916)名秉均,是晚清江南名医、青浦名医世家,后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力荐,5次奉诏为光绪皇帝治病,成效显著,获光绪皇帝亲笔赐匾额“恩荣五诏”,并敕封为三品刑部荣禄大夫。后陈秉均因病辞职返乡,培养弟子,并常坐船下乡为贫苦农民看病,分文不收,乡里均感其大德。其嫡曾孙食品专家陈学峰先生,是我的姻兄,“文革”前,他家客厅供有陈秉均大幅遗像,慈眉善目,还有他画的梅花一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惜“文革”中,陈家被红卫兵抄走一卡车书籍,其照片、“梅花”等也均被破坏;学锋兄之父、沪上名中医兼评弹作家陈范我老先生,在批斗和监督劳动中郁郁而终,他老人家若能活到今天,能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变,该有多好哇!我用1000元购下此书,并当即致电学峰兄,告知此事,他很兴奋,也很感叹此书不知何时流落到南京的小古董店里。此书内盖有“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图书病史室”图章,或许是在十年动乱中散出,也未可知。
2007年清明节,我返江南扫墓。在沪上陈宅,学峰兄告诉我,有一陈旧小木箱,很不显眼,“文革”红卫兵抄家时未拿走,现堆于阳台杂物内,或许其中有先人遗物。不久,他与漪元大姐一起清理这些杂物,打开旧木箱,果然有先曾祖遗著及相关医书。他托人用特快专递寄来,我一看,真正是如获至宝!其中有陈秉均稿本《临证举隅》5卷,装订精致；还有民国十年(1921年)私人出版的《前清御医陈莲舫医案秘抄》1册,民国十二年(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石印本《陈莲舫先生编女科秘诀大全》2册,同年广益书局出版的石印本张隐?先生诠释、陈莲舫先生加批《伤寒论集诠》3册；并另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金山张堰崇济医室铅印本许尚文编《当代医家传略》1册,内载上海及外埠名医130余人小传。这些宝贵的中医典籍,除《前清御医陈莲舫医案秘抄》在海外大中华书局1977年曾重印外,其余均未再印,更不用说陈秉均稿本《临证举隅》是海内孤本、秘书,它的重新面世,绝对是中国中医药界的一件大喜事!目前,我正研读,写学术解题,编入前述《汇编》中。
买书、藏书,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自不用说。去年冬,我刚从武汉飞回,当晚接友人电话,说次日有农
民进城卖旧书,我立即又在次日上午飞回武汉,果然大有收获,真是风尘仆仆,甘苦自知。更重要的是,购书所费不赀,动辄百元、千元、数千元,甚至数万元。例如,去年春天,我花数万元购得咸丰二年(1852年)杭州人
夏锡麒进士试卷,完好无损,这样的试卷存世已甚少;去年冬天,我在成都花8000元购得民国初年的一部家谱,因为谱内夹有清末民初政界要人宋育仁(1857―1931)宣统时期对他的委任状、民国初年民政部的通知单,都很有史料价值。我无意当收藏家,购买这些珍稀史籍是为了研究,也用于编书。但要是在30年前,我若能拿出这么多钱来,用句上海老话来说,不过是“捏鼻头做梦――?扁头”而已。30年来,国家总体上政局稳定,书房平静一年又一年,这就保证了我能安心读书、写文章、著书立说。编书一年又一年,笔耕所得,足够用来购书,包括出重金买珍本。抚今追昔,我怎能不赞叹:足慰平生,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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