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能力新考验

“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告诫全党。

为谁执政、怎样执政、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一直是拥有88年历史、60年执政经历、7400多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不断探索并努力回答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

“小事情”引发“大事件”――

彰显提高执政能力的必要性

2008年，注定将是深深留存于国人共同记忆、触动人们心弦的一年。汶川特大地震，奥运圣火传递，中国人首次太空漫步。我们也经历了多起重大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这些事件一次次敲击着人们的心灵。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事件；7月19日，云南孟连事件；11月，甘肃陇南事件。“出现这些重大事件，既与公众的维权意识提升有关，也与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和社会发展不适应有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公共管理综合研究所副所长杨维富博士说。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党的干部和老百姓同时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来重新认识现实存在的问题。但是很明显，在这个进程中老百姓走得更快，而我们的一些干部对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认识仍然不足”，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个别领导干部严重缺乏突发危机意识和处理能力，还直接造成了事件的恶化，使一些本来能够及时处理的‘小’的局部性事件最终却演变成‘大’的群体性事件。”《中国编辑》常务副主编周彦召博士说，“例如‘瓮安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瓮安县主要负责人均未到现场和群众对话，这成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在省里关心下，此事逐步解决，为类似事件处理创造了经验。

在社会多元化和多种矛盾高发期，基层主要干部能否运用智慧有效处理各种矛盾，已成为检验其执政能力的关键性指标。

从“问责”到“究责”――

事前化解各类矛盾

2008年，“问责”无疑是我国民众和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在百度中文网站使用“问责”进行检索，可以找到约482万篇相关文章。

以襄汾溃坝事故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标志，“问责风暴”在2008年成为社会焦点，其问责范围之广、问责级别之高则为近年来所罕见。

干部问责在2008年的制度化，应归功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所致力的官员问责制度建设：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2004年，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各领导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更为清晰，问责的标准和依据更加规范。“问责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重要的并不是事后问责，而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在事件发生前就有效规范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和执政方式。让各级干部在施政时有章可循，避免发生对社会各方都伤害很大的重大事件。”杨维富博士说。

应对复杂局面挑战――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键

人民网日前做了一项有关《您认为县委书记以下哪方面做得还不够》的调查，截至2009年1月5日统计，约32%的受调查者认为，县委书记在执政为民、清正廉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方面做得还不够；有超过58%的受调查者认为，县委书记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方面做得还不够。

如果说，调查结果显示的是民众对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的高度期盼，那么，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则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十六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八大，将是一个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国家走向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始终走在改革前列的推动力量，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却在旧的发展模式中泥足深陷，还有部分采取中立态度的观望者，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的碰撞和深层矛盾的暴露。而国际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难以企稳，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也在推动矛盾的提前爆发，对改革构成压力。

当前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形势，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志良教授表示，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告诫全党之良苦用心。

陈志良教授继而表示，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国际国内局势新发展的准确把握，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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