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片并非有闻必录地历数刘少奇的生平，而是抓住新中国成立前
一是开国奠基的元勋。该片着重反映了刘少奇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为新中国的创立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该片通过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回顾了刘少奇同志为新中国奠基的两大业绩。在内政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面临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艰巨任务，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矛盾重重。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事关中国共产党能否治理好城市、巩固新生政权。刘少奇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托，亲赴具有代表性的天津解决这个难题，结果不辱使命。他一方面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妥善处理与资方代表的关系。针对东亚毛纺厂民族资本家宋?卿的担心，刘少奇在给宋?卿的回信中写道：“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他在跟天津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座谈时真诚地表示：“今天的资方是我们的朋友，要团结，要联合，但也要进行必要的斗争。斗争是必要的，但不能过火。政府的方针是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国家和资方，互相照顾，彼此受益，公私两利。”刘少奇在接待开滦矿物总局英国资方总经理裴利耶时，明确指出：“我们欢迎你们英国人到中国投资，保证你们资金安全。”由于刘少奇出色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对于防止“左”的错误，协调劳资关系，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巩固解放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外交方面，新中国若想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赢得朋友和支持，必须得到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发展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新中国的外交格局中举足轻重。刘少奇受毛泽东和中央的委派，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陈述我们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刘少奇和代表团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国内形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的主要方针政策。这封信对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建立中苏友好同盟关系，援助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粉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巩固新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巩固和发展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1963年刘少奇还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为增进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经济建设的功臣。新中国建立在旧中国的废墟上，百孔千疮，物价飞涨，灾荒严重。电视片凸显了翻身农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挚感恩的场面，因为正是伟大的土改运动，打土豪，分田地，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实现了成为土地主人的梦想。而刘少奇正是伟大的土改运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和具体指导者。获得土地的亿万农民同工人阶级一样，成为新中国最热情的讴歌者和忠诚的拥护者。为了协助毛泽东绘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刘少奇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结合中国国情，撰写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又受毛泽东委托,对未来新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意见，明确主张：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五种经济并存。这五种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重要意见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采纳，成为建国初期党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为了尽快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刘少奇又潜心研究列宁关于合作制理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合作社的若干问题》，为中央《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确立了基本的理论和政策框架。其基本思路是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供应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些举措对于繁荣农村市场、实现供销两旺、克服建国初期城乡交流隔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仅用三年时间，便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使工农业生产总值以21.1%的速度增长，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成为新中国发展的一个永远闪光的起点。这当中浸透了刘少奇卓越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
三是锐意改革的先驱。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援助，对于新中国稳定政治形势、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苏联经验的弊端和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刘少奇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共八大后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苏联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电视片回顾了1958年刘少奇在石景山钢铁厂考察时提出关于“大包干”的经营思路。他跟工人们说：大包干对我们中央叫适当放权，对你们工人就是当家作主。权力给你们，你们积极性就高，你们就干得快，这是个生产关系的问题。群众积极性起来以后，就可以创造好的奇迹。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该厂实行四级包干制，层层落实任务，人人承担责任，工人们积极性空前高涨，责任心更强了。刘少奇不仅在实践上敢于创新，在理论上也勇于突破。他在海南岛养病休假时还不忘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新中国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前瞻性思考。当时他就敢于质疑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论断。这是颇需理论勇气的。斯大林认为只有生活消费资料才是商品，而生产资料只在公有制企业内部调配和流通，因此不是商品。刘少奇则明确指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认为生产资料也应采取商业的办法，有计划地组织流通，完善生产资料市场。这对于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产品统一调拨的分配方法是一个大突破，对促进生产发展、调整国民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刘少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提出试办托拉斯的改革尝试，主张政企分开，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企业实行公司制。刘少奇这一主张已为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之举。
四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心想加快建设、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但是结果不如人意，生产下滑、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原因在哪里？出路在何方？党中央需要尽快找到正确答案。于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时刚刚走上国家主席岗位的刘少奇率先回到老家湖南搞调研。他首先来到花明楼炭子村附近的王家湾搞调研。他住到养猪场，不怕墙湿地潮，不嫌气味难闻，一住就是七天。他想知道农民究竟吃得怎么样，竟然亲手用棍子扒开粪便来观察。他发现没有粮食，只有菜和树叶，心情很沉重。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生产大队他又蹲点调查18天，进一步感受到“共产风”、“浮夸风”、“大食堂”使人民日子苦，群众有意见。当他回到阔别40年的故乡蹲点调研时，已经对食堂问题形成鲜明的观点，他对乡亲们诚恳地说：“看到乡亲们的生活艰苦，心里难过。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食堂没有优越性，这样的食堂要散。老百姓的东西要退赔。赔清以后，立块牌，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回京后，刘少奇代表中央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并强调：“现在各方面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下决心。农业方面好转了，工业就可以好转，市场就可以好转。整个国家的情况好转了，就会出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毛泽东对刘少奇回乡调查给予高度赞扬。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刘少奇在东北林区调查的见解更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他对北列林场负责人说：“既要后继有人，又要后继有林。”“吃大米要种稻子，吃白面要种麦子，用木材要种树。”这些观点已经孕育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难能可贵。1962年，他在中央“七千人大会”的补充发言中专论实事求是，强调要有勇气讲真话，坚持真理。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言外之意，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就要实事求是，讲真话，缺点错误有多少就说多少，别掩盖。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该片还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例，生动地反映了刘少奇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使者、党的理论建设大家、人民群众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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