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舞龙,是经历三年饥荒后的铜梁人在得到些许救助后的大释放,舞龙人饥饿着躯体,踉跄着步履,却仍奋力旋转腾挪,与火纠缠,与龙俯仰。万千乡亲们随龙而奔,忘记了饥饿的痛苦,期盼好光景明日即到……直到火龙涅?,火阵烧红天空。
这是长篇小说《神龙之舞》中的一个场面,读时令人热泪横飞。
一个场面,就
“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铜梁人李明忠笔下的铜梁龙,其翻云覆雨、飞腾沉浮,无不承载着铜梁的历史和文化。执著地对乡土文化的坚守,使这部40余万字的小说,处处弥散着铜梁人的气息。
那民俗民风的一招一式,毫不走样地浸透着铜梁人自古以来的信仰和操守,那神秘文化的覆盖,连花草鸟虫也都在作者笔端的挥洒之间;诗歌的吟唱中,韵律自远古袅袅飘来,气息中都有祖先们的遗留。这一切都会为曲折的故事和众多的人物,铺展了一个氛围,还原出一个铜梁的乡土特色。
最令人心动的是语言。一种能读来上口的蜀地语言,当紧则紧,当缓则缓,紧缓交错中,或悲愤,或激越,或幽默,并时而笑中带泪,又时而泪中含笑。这语言,是乡土文学的最得力的支撑点,但或许也会是乡土文学最后的支撑。蜀人之语,自然在蜀地长成。试想,写山川均为蜀的铜梁,没有了这种蜀之语,将会是怎样的光景!
当然,纯粹的蜀地土语,未必能让铜梁之事知晓于天下。于是,就有了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化穿越――借鉴,互动。前面已说到这部《神龙之舞》语言之朗朗上口,这并非蜀语之独有,而是作者对曲艺语言的“拿来主义”,它使我们可以追溯到唐宋之时的“说话”――即“说话”之始,是要面对观众的,因此,语言的精彩成为说话人的“绝技”。读《神龙之舞》,觉出作者深悟“说话人”之要领,虽全书为第三人称叙事,读者却时时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到作者的存在――他会招呼你走入某个境界,也会导引你品味一种精神,或是以他的爱憎影响你,说服你。总之,这40余万字的宏大叙事之中,作者隐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形象”,总能近距离地贴近你,让你对他描绘的人物、事件游离不得疏远不得。
这就是乡土语言在吸取各式语言之后,所产生的对乡土叙事的巨大承载力。
《神龙之舞》所涉,远至古代,近至改革开放,尤以后半部令人眼花缭乱。因为,都市文化随改革之风,吹拂乡土大地,都市的许多符号,也标立于农村广漠的土壤上。霓虹灯的闪烁,歌舞厅的灯红酒绿,乡土上年轻一代对新信息不可遏止的向往,都使乡土文化依赖的农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颠覆状。
那么,现实中都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浸漫,是否意味着“乡土中国”这类文学的终结?当铜梁舞龙者的后代,也开了歌厅,也跃入了商品大潮之中时,铜梁人对文化的向往,其趋势,是否就是都市文化?
《神龙之舞》对这种时代转折中的文学衍化,似也在探索之中。当铜梁龙冲破阻遏,舞向国家大典、舞向世界的时候,是否就是这部乡土小说向读者诉说的乡土文学的归宿?
至此,忽又想起鲁迅。这位在文学史上被称作乡土文学创始人的巨匠,他并没有太多的乡土文化的经历和积累;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鲁迅被称之为“乡土文学”的作品,其读者大多数是都市人。这些所感,倘列为课题,都深而又广,非微小之本文所能承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由非巨匠者所思考的,即:乡土文学也非壁垒森严,不可穿越。如今的世界上,有什么不能交迭,不能相融乃至不能变异的呢?
(该作原载于《中国作家》2008年10期,近日在京召开作品研讨会,得到与会评论家的一致赞扬。作者李明忠却表示,将认真领悟专家意见,再作伤筋动骨的大修改,直到满意后再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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