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套装里溜出来的铁凝
是什么时候呢？总之是作协主席选举后，铁凝走到我们这一桌，大家和她说笑。她走到我跟前时说：祖芬！我说：铁凝！她说还是你好。我经过瞬间的痴呆后，明白不少人叫她铁主席了。即使是笑笑地在“恶搞”。
我与作家们也就是在开会时见到，会后
或许香雪坐上火车进了城，就是这身打扮？从参加会议不能不穿的套装里溜出来的铁凝，非常“香雪”。
铁凝和我说的比较“私密”的话，只有一次：我一定要去你家看你的洋娃娃。她来，是看我家的洋娃娃，不是看我家的我。因为我和她并无私交。
2008年6月，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成立。铁凝问我有没有收到她寄给我的她那9卷本的集子？我说没有呀。怎么会没收到？我脑子里飞快地开始破案，想象着邮件遗失的种种可能。铁凝根本就没去想为什么快递会收不到。她一脸焦急一派真纯，我想起香雪挽着一篮鸡蛋和火车上的人换铅笔盒不懂得讲价钱，就是害怕火车开走。
铁凝直直地看着我，急急地说那她再快递一套给我。
正是6月下旬，天热辣辣的。
不两天我就由热辣辣感觉到沉甸甸――一套9本书到了。我觉得铁凝怎么这么好呢。
我把香雪给我的这一篮子书放在书柜的显眼处，为了想看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但是那时我正好投入了两本书的写作，忙到年底。便常常有一个奢侈的想法：什么时候可以坐下来读铁凝呢？
2009年了，我走进“会走路的梦”，感觉着“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这是铁凝两本散文集的书名。这是我的新的一年的开始。我真的看到了一个从套装里溜出来的铁凝。
小铁凝和一千张糖纸
铁凝“七、八岁讨人厌”的时候，从保定到北京外婆家做客。铁凝和一个叫世香的女孩把四合院的地跺得砰砰响，把歌唱得响砰砰。外婆家一个被铁凝称做表姑的人说：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累呀？铁凝和世香互相看看，疯笑起来，心想什么叫累呀？她们笑个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
一直等到两个女孩“终于笑得不笑了”，表姑说一千张糖纸可以换一只电动狗。铁凝惊呆了，对于40多年前的这个保定女孩，一只电动狗，那是怎样地不可企及？铁凝和世香，豪情万丈地要攒起两千张糖纸，一人换一只狗。
她们把零花钱全买了糖，突击吃糖；她们守在食品店的糖果柜台前，等大人买了糖剥开一块塞进孩子嘴里，她们就飞快地拾捡扔在地上的糖纸；她们走街串巷在犄角旮旯里搜索糖纸，或者跟着一张随风飘舞的糖纸奔跑。我感觉那已经不是一张糖纸，而是一张阿拉伯飞毯，能驮上她们去实现梦想的飞毯。
她们把糖纸泡进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贴在玻璃窗上。
我小时最爱往洗手间墙上贴糖纸，有一次独自在家，就听洗手间传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吓得一动不敢动。等妈妈一进门，我说洗手间里有个老太婆在弹手指甲。妈妈进去一看，是正在干的糖纸剥落的声音。那时的小女孩大女孩，可能很多有贴糖纸的经历。
暑假结束前，铁凝和世香走到正在喝茶的表姑跟前，捧上两千张平整如熨过的糖纸。
表姑说这是什么，她们说狗呢？电动狗呢？
表姑爆笑起来，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笑得不笑了，才说：“表姑逗着你们玩哪，嫌你们老在院子里闹，不得清静。”
世香的眼睛里，满是悲愤和绝望。小铁凝忽然有一种很累的感觉，初次体味到大人们常说的累。
两个小女孩，拿着两千张糖纸，走到院门口。“我把我精心‘打扮’过的那一千张糖纸扔向天空，任它们像彩蝶一样随风飘去。”
这篇《一千张糖纸》，不过一千多字。我读后喘着气，心里涌涌着文中的一句话：“欺骗本是最深重的伤害。”我的震撼指数不会低于我十几岁时读莫泊桑的《项链》。我同时想到的是好莱坞经典《女人香》。那位稚嫩的学生宁可牺牲去哈佛的诱惑，只是因为“有些事情（欺骗）是不能做的。”那位失明军官在片尾的大段台词，振聋发聩地用人格尊严抵制了欺骗！
《一千张糖纸》，实在是一篇有普遍价值的经典。
和羌族老奶奶在一起，铁凝笑得“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铁凝17岁，誓当农民，始于“笨”
1975年，铁凝高中毕业。当时知青的政策开始松动，保定市规定，老大可以不上山下乡。铁凝在家是老大，然而她逆向而行报名去农村落户。铁凝的母亲拿着注销了“铁凝”这个名字的户口簿泪流满面。铁凝的父亲多少年后想起来还是后怕：万一女儿就此上不来呢？我们又没有任何后门。
父亲是画家，母亲是声乐教授，女儿铁了心地要当农民，弄得保定市很是热闹了一阵。铁凝当农民时，实在嘴馋了，和女伴去买花生米，店主用手把正在淌着的鼻涕拧净，再在鞋底上蹭蹭，“他这种先净身后取货的程序，常常使我们觉得他的货更娇贵。”
我只知道有奶油花生米，不知道还有鼻涕花生米。而且吃这一把花生米，铁凝半个月的工分就没了。不过这决不影响她相信“全世界人民心中只有一个红太阳，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人民都等着我们去解放人家。”
记得那时我和弟弟有时在周末见面，我俩煮点土豆打两个鸡蛋做一大碗沙拉吃，就觉得太享受了。弟弟每每一边吃着自制沙拉一边认真地叹息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那时的人，好像一个个都心怀天下想着解放全人类呢！
十几岁的铁凝，还轮不到她去解放人家。不过她是带着文学梦去落户的。于她，文学是梦幻的，思想是理想的：要写作就要有生活，生活在哪里，生活在农村。她18岁生日那天，正在玉米地里劳动。手上有12个血泡。她看着两手泡，就觉得又可以写一篇日记了。
铁凝务农4年后回到保定，当了小说编辑，一年有几个月的写作时间。她又选择了去山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又住到山区一年多。农民铁凝和山里人铁凝，自然有了某种比较坚固的人生态度。
不仅仅是文学态度。
我至今记得，1982年我拿起《人民日报》，读那整版的《哦，香雪》，那份纯净叫人心疼，那份美好叫人掉泪。铁凝在散文集中讲及《哦，香雪》，说“至少以这作为作家不变的、坚实的底色，我想还是愉快的事情。”
于是想起她的中篇《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这一垛垛的麦秸、棉花、青草，堆出一垛垛暖意。“文学还应该有个巨大的功能就是有暖意。”（铁凝在《小说家讲坛》上的对话）她在日文版《红衣少女》的序言里，写道“文学应该有温暖全世界的梦想”。“对生活的真挚情义、对人生不断的好奇我希望自己能守住”。
2006年铁凝的小说《笨花》，是写农村的历史长卷。写农村，很有可以取巧，可以取悦读者的捷径。乡下人充愣装傻，城里人哈哈哈哈。铁凝不，依然是浓重的暖意。呵，香雪，呵，铁凝！
“就文学而言，‘笨’也是不容易的。在这样一个精彩而又精彩的时代，我希望自己有耐心‘笨’下来，去试着触摸‘笨’字里所蕴含的本分，沉实和大的智慧。”（铁凝关于《笨花》的对谈）
17岁的铁凝，花季年龄誓当农民，始于“笨”。铁凝，笨花也。
铁凝:是什么使他挽留住了直面人生的一片童贞？
铁凝从小看父亲作画，长大写了很多由画而来的文字。父亲铁杨的油画平日背朝外靠在墙角，水粉、水彩都平铺在褥子底下。父亲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时，铁凝面对这些被棉花和人体焐过的画，只想放声大哭！父亲的画，最少的是世故，最多的是烂漫的真情和诚实的劳动。铁凝想到父辈曾经的苦难和悲凉，“是什么使他挽留住了直面人生的一片童贞？”
1999年夏，铁凝走进莫斯科的特列契雅柯夫画廊。列宾为长女维拉・列宾娜画的肖象译作《蜻蜓》，“高远的宝石般的蓝天，似凌空而坐的小维拉”“洋溢着欲飞的诗意”。铁凝为了在这幅《蜻蜓》前照相，特意花60卢布买可以拍照的门票。有了爱好，就有“奢侈”。铁凝从保定坐上火车专程到中国美术馆前排长长的队买票看罗丹。罗丹的雕塑《思想者》，自1906年安放在巴黎的罗丹博物馆，这是第一次出门，到：中国。
铁凝从小就从各种印刷品上熟悉了《思想者》的正面。这次她绕到雕像的背后，才真正激动了。宽厚的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干。”“在他被观众冷淡着的脊背上，他那坚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
铁凝对画的投入，或许在作家里是少有的一份“奢侈”。在这份她自觉的“奢侈”中，我常能感到她不一定自觉的另一份“奢侈”：童贞。她一直被马蒂斯83岁的一张照片打动。在画室的轮椅上，马蒂斯光着脚，专心地剪剪纸。癌症术后的身体让他不再可能站立绘画，简单的剪刀和纸，是“找到的最简单最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他左脚的几个脚趾微微跷起着。”
微微跷起的几个脚趾，是马蒂斯的这张照片，是铁凝写马蒂斯的文字的聚光点，展现着“艺术家迷恋创造的一片童贞。”
孙犁读铁凝的小说后，写信说及：过去读过什么作品以后，有读铁凝这种纯净的感觉呢？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苏东坡的《赤壁赋》。
我想，罗丹后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和马蒂斯左脚的几个脚趾，其实是有机的组合。
是什么使他挽留住了直面人生的一片童贞？
铁凝的擀面杖情结
铁凝买的风筝，才花了两块五毛钱。是一个很像村姑的仙女。胸前还有一行小字：“河北邯郸沙口村高玉修的风筝，批发优惠。”打动铁凝的，恰恰是这行直来直去的字透出的农民高玉修的拙朴。
仙女上天后，“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好比天上的风给了它们人间所不能解的自在的灵魂”。
然而风筝线断了，“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仙女摇摆着身子朝远处飘去。天色已暗，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越过脚下的粪肥，越过无数条垄沟和畦背。”“我坚持我的追赶，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与别人无关。当暮色苍茫、人声渐稀时，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在圈顶找到了歪躺在上边的仙女。我觉得这仙女本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有名有姓，她理应姓高，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
有了这场奔跑，“我方才明白，欢乐本是靠我自己的双脚，靠我自己货真价实的奔跑到达我心中的；连接地上人类和天上仙女之间那和平心境的，其实也不是市场上出售的风筝线。”
不是风筝线，那是……是擀面杖？
铁凝的父亲收集各种农家的笨锁、鱼刀、粗瓷、民窑，尤其是擀面杖。铁凝喜欢把这些擀面杖排满一墙欣赏，好像一排管风琴，有枣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铁木的……“它们的身上沾着不同年代的面粉，有的已深深滋进木纹；它们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恳和女人绞尽脑汁对食物的琢磨，”每一根擀面杖，“都有一个与生计依依相关的故事”，“它们能使我的精神沉着、专注，也使我能够找到离人心、离大智慧更近的路。”
于是想起铁凝那么推崇的一幅画：《厨房》。是颜文梁先生画于1929年。“它无疑是世俗的：画面右边推开的窗扇让光漫了进来，一定不是艳阳，有点假阴天的意思，反而使厨房有种别样的宁静。画面左上方悬着的板鸭、蹄?和大蒜勾引着你的嗅觉和食欲：有点香吧，也有点不讨厌的霉潮气。它们下方那只水缸，缸沿泛起暗黄色高光，半圆型灶台上两只燃亮的红烛，以及正前方小炉子上那映在墙上的橘红色火光――炉上的砂锅里正在煲汤吧，这三组物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带给厨房以殷实的温暖，又与画面的大框架做着呼应，洋溢起宁静中的活力。”
“我想，若说从前的时代压抑了类似《厨房》这样的精致，那么，当今天过富裕的高质量的生活已经是中国人理直气壮的标准之后，一些小说所表现的‘日子’为什么还是离‘厨房’那么遥远呢？许多男女主人公的吃喝永远是行进在酒吧、咖啡馆或各种档次的宴席之中，没有血肉，没有人间烟火，也没有柴米油盐。”
“人类还是需要厨房的，在那里毕竟有‘生’和‘活’的具体过程。”
我想铁凝或有一个擀面杖情结。尽管她说“散文是心灵的一片牧场”，但这个牧场，也是经过了擀面杖的劳作，虽然开阔，偏很结实。实实在在地放牧着那“生”那“活”，那与生计依依相关的故事，甚或那姓高的仙女。
铁凝有句话：“梦想使我们不断出发”。梦想本来是幻化的，但是由铁凝写来，便也有了擀面杖劳作后的结实感。
铁凝和芭蕾舞女、烫衣女工
初中生铁凝，忘乎所以地认为，她能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那是一个不尚读书的年代。参加文艺汇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似是年轻最大的出路。现在各电视台如何选秀，也比不上那时的文艺“繁荣”。那时我的工作是在电影院里打手电为观众带路。芭蕾舞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演时，我边打手电边看银幕，一只只芭蕾舞鞋在我心中旋出了难以言喻的美丽。只要芭蕾跳下去，我就愿意把手电筒一直打下去。不打手电的时候我穿着黑布鞋一下能走足尖碎步114步。
我比铁凝大多了。只是那个贫瘠的年代，绵延太多年。所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城市同样地贴糖纸、跳芭蕾，同样地想去解放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
铁凝开始了芭蕾基本功的训练，站位，踢腿，旋转。当她用脚尖站立起来的时候，有一种自己高于一切的感觉。她终于有了一双超凡脱俗的芭蕾舞鞋。少年铁凝把芭蕾梦幻化，自然不接受法国画家德加的芭蕾。他的画里芭蕾舞女是倦怠的，一如他的毫不掩饰地大打哈欠的《烫衣女工》。后来铁凝明白所有的艺术都是永无止休的劳动，譬如芭蕾譬如烫衣。每每她坐在桌前面对白纸要开始她的劳动，她便想起《烫衣女工》。
读了两部散文，认识了一个叫铁凝的人。原来以为早就认识了的，现在才知道是刚刚认识。
不知怎么，想起铁凝变成主席前夕，在一次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的全委会上，会前要求大家着正装。走进人大会堂小休息厅，忽然想起张艺谋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眼望去，满屋尽是大明星，熠熠复熠熠，生辉又生辉。当然，一会儿文代会作代会开幕。我和舒婷自知欠熠熠，正不知往哪里坐，就见铁凝和抗抗走向一个边门外。她们的背影用肢体语言传递出一个信息：那里一定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好地方。用范伟的话来说叫做：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和舒婷加快步子盯上那两个传神的背影，带着探宝一样的兴致，走到了边门外。那里是？
原来，不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而是一般人他不会来。那只是一个门背后的角落。铁凝往门背后的墙上一靠，就把自己安顿好了，就好像在那里安营扎寨了。是不是像德加画里的芭蕾舞女或烫衣女工？我说我以为你们去一个多好的地方呢，怎么藏到门背后了？
铁凝笑：休息厅里都是明星，我们不是明星，我们在这里待着安静。我想起郭德纲自称为“非著名相声演员”，我们是非明星主席团成员。也许，门背后的角落正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上好选择?不过，很快，门背后走出的四分之一，还是成了明星。
铁凝有部大长篇叫：《玫瑰门》。改革开放就是一座玫瑰门，否则，铁凝或许就成了正宗农民？农村多了一个香雪，文坛少了一位笨花。1975年，17岁的铁凝当农民，4年多后回保定，这个女孩的30年，从香雪变成笨花，国运盛文运盛，实在是改革开放30年的美丽的见证。
呵，香雪！呵，玫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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