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外语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的总体外语水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构想，不是只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是一个全球的概念：“和谐社会”的最高形式就是“和谐世界”。中国长期来以“和为贵”、“和平共处”的理念，尤其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30年，致力于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在今夏成功举办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上绽放出最绚丽的花朵。我们所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联接在一起，为“和谐世界”的实现作出了巨大努力。没有外国语这个各国人民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建立友谊、相互学习与共同发展的工具，要建立“和谐社会”进而实现“和谐世界”是不可能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大力发展全民外语教育，提高我国人民对外国语的掌握水平。
当前，我国正在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以科学发展观来规划我国的外语教育，要解决以下7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建立一个国家外语教育的统筹协调机构。 为适应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外改革开放、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需要，必须大力培养高水平的外语人才。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参考美国政府成立“国家外语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的做法，在国务院领导下，由教育部、科技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国防部、安全部等部门代表人员以及主要外国语大学校长共同组建一个机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协调我国高水平外语人才的培养、安排与使用。各使用外语人才的机构，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个对各类外语人才需求的中长期计划，并对各外国语大学院系提出具体的培养要求。
第二，应由教育部有关司局（主要是基教司、高教司与师范司）统筹规划，制订《国家英语课程标准》。在现有《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三个标准的基础上，制订出一个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英语教学的“一条龙”式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要求》的文件，以此统领国家英语教育，使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能够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
第三，外语教育应自儿童时期开始。多年来，众多中外学者对学习外语的起始年龄问题多有研讨，主流看法是以在儿童时期的“关键期”开始学习外语为佳。从目前各国基础教育的实施状况看，自小学阶段起就开始学习外语已成为普遍趋势。欧盟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新闻公报显示，各成员国儿童开始外语学习的起始年龄正在逐步降低。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儿童在8岁到10岁之间就开始学习第一外语。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部分地区，幼儿园儿童即开始学习外语。在亚洲，日本和韩国均计划在小学三年级起实验开设外语课。
在我国，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县城以上中等城市小学从三年级起逐步开始英语课程。而目前的状况是，绝大多数大城市都在一年级起即开始学习英语。双语幼儿园也在普遍试行。
这种情况，不仅是当前大势所趋，而且，从战略眼光来看，也是培养国家急需的高水平外语人才所必需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培养人才，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有在全民的、大众的外语教育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外语水平，才能希望在他们当中培养出类拔萃的外语人才，弥补我国高水平外语人才的不足。
第四，国家应拨专款，设立国家级外语培训项目。从目前情况看，在我国除学校开设的外语（主要是英语）课程外，学校以外的外语培训活动主要是由民间资源或国外投资开办的各类培训学校。当前规模比较大的有新东方学校、华尔街外语学校、剑桥少儿英语、新概念英语班等。但这类校外外语教学还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安排。而以美国为例，他们分别由国务院（“富布赖特外语教学资助项目”）、国防部（“国家安全教育项目”）以及州级的教师培训项目等对校外外语教学给予国家拨款，重点放在阿拉伯语、汉语、俄语、波斯语、韩语、印第语等他们称之为“关键语言”上。美国政府为以上各项目在2007和2008年拨款均在1亿美元以上。美国国会于2007年春要求美国政府将原有的《国家外语协调法案》提升为《国家外语战略》法案。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是把外语教育摆在国家战略的位置上来考虑的。这一点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外语培训，还要着重提出一点，就是我国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语水平提高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语掌握相比，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语水平相差较远。当然，改革开放30年来，这方面情况有较大的改变，但总体来说，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在对外交流中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翻译。这种情况急需改变。一方面，在正式对外交往中，按照国际惯例，我国政府官员应当使用本国语言。但在我国的外交活动历史中，都不乏因我们的国家领导在某些场合使用了对方的语言而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友谊或在外交斗争中取得进展的事例。近几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开始举办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外语进修活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举措。
第五，要大力加强除英语外的其他重要外语的教学。目前，在我国现有的外国语大学（及学院）以及一些综合大学的外语院系中，除英语外，一般均已开设其他联合国官方语言的课程。但在基础教育阶段，除普遍开设英语课外，只有东北等地区为数不多的中学保留着俄语和日语课程。此外，有些省市的外国语学校开设少量的法、德、韩语等课程。一般情况下，一种外语在大学入学时（一年级）才开始从字母学起，经过4年的本科学习是不可能达到较高水平的。但我国目前即使就英语专业而言，高水平人才（如同声翻译人员、高级会议的翻译人员、复合型外语人才）也很缺乏，而其他重要外语的高水平人才更是严重不足。而高水平外语人才，必须在较早年龄段开始学习方能造就。因此，国家应有计划地从义务教育阶段起就开设除英语外的其他外语课程。同时，鼓励外语环境较好的大城市里的中学开设第二外语选修课程。
第六，大力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关键问题在于教师。就语言类院校而言，大师级的外语教师已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合格外语教师缺口则更大。仅以小学为例，合格英语教师缺口为26％。倘在中、小学开设除英语外的其他外语课程，则首先必须解决师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增加师范院校中外语专业的招生数额。按照各级各类学校中学习外语的学生以及为今后发展所需要培养的外语人才的数额来计算出所需各级各类外语教师的数量，以此为依据安排师范院校外语专业每年的招生计划。同时，大力加强对现有外语教师的国家级培训。
第七，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我国的主要兄弟民族，如藏族，蒙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苗族，朝鲜族等，都主要群居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直接接触。这些接触包括商贸的、文化的、教育的、安全的、外事的，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这些兄弟民族倘能知晓周边境外国家民族的语言，对上述各方面的对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恐”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随着国际恐怖活动的加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反恐活动的对应力度。而加强群居在边境地区的兄弟民族人民的外语掌握也就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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