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批评,在引导文艺创作方面独具功效,而诸多的主客观因素,又导致了传播不畅、受众有限等等遗憾。“新论辑录”专栏旨在提供一个平台,以论点摘要的方式,展示专家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尽管是管中窥豹
,但或可由一斑而推知全貌。
吴兴明:文艺研究如何走向主体间性
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文艺学界开始展开从主体论向主体间性论推进的讨论。到今天,讨论不仅在学理上积累仍浅,且已在诸多命题、理解上显示出失度。这些失度集中表现为:1.把主体间性从社会人际扩展至人与自然;2.将主体间性论泛化为万物关系论;3.把主体间性的社会内涵减缩、改写为纯粹精神领域的“理解”、“同情”及审美主义抒发。由于这些失度,实际上就抽掉了主体间性作为现代性价值立场的逻辑基础,从而导致:1.主体间性所固有的规范性内容失落和社会视野被遮蔽;2.错失了主体间性视野矫正传统自律论美学的真正突破面;3.主体间性矫正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意义失落。而抽掉了主体间性价值立场的逻辑基础,同时也就抽掉了向主体间性推进的中国针对性。因为在总体上,当代中国向主体间性推进的独特针对性正是80年代主体论指向的结构推进和持续性追加――由于启蒙理性遭到严重扭曲,当代中国由主体哲学的思想模式而导致的症结隐患和历史灾难特别巨大:启蒙原则的结构残破、价值论设的整体主义、社会设计的工具理性以及在90年代之后的分化、断裂、错杂和利用等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文艺研究该如何走向主体间性。
(剑澜)
王岳川:认清“去中国化”的严重危害
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
跟着美国文化模式走,是否是人类的福音?东方文化是否可以不再提出自己的文化精神,并且努力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东方创新文化播撒为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中国文化是否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去中国化”之后,思考“再中国化”问题?围绕着“文化何处去: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大国软硬实力: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坚持文化多极多样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岳川认为: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地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认清“去中国化”在半个世纪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中国文化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朱竞)
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贾平凹的《秦腔》位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榜首。有关这部作品的争议,还是像它刚出版时一样,多集中在故事好看不好看这个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当小说的叙事革命成为文学主潮,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讲故事。因此,那时即便是不讲故事、甚至反故事的小说,依然能获得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许多先锋小说,正是在这个背景里受到重视的。但十几年后,小说好读不好读,再一次成了尖锐的问题被提出来,这种阅读趣味的变化,透出的是怎样一种文学转型?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叙事革命出现了停顿,这种停顿,暗含的是现实、经验和欲望的胜利。但人既然是“叙事动物”,就会有多种叙事冲动,单一的叙事模式很快会使人厌倦。当小说日益变成一种经验的私语和故事的奴隶,也许必须重申,文学还是一种精神创造,一张叙事地图,一种非功利的审美幻象,一个语言的乌托邦。
(凌燕)
林建法:关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
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尽管关于“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划到哪一年充满了争议,但我们暂时可以搁置争议,用“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命名1978年以来的文学,姑且把“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当做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包含了“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历程,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语境中展开的,文学有其自身的话题,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色,新时期文学显然无法从这一大语境中剥离出去。包括《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在内的不少刊物,2008年都有不少的篇幅讨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专题。在我看来,这些举措既与我们的传统习惯吻合,比如重视时代的标志性年份,强调文学的责任与使命,突出文学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关注与发言等,因此,在关键时期文学并未完全放弃“宏大叙事”的意识;但另一方面文学更为关注置身其中的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我始终认为,文学界讨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是以文学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我认为,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
(林自)
专题: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作为1980年代后日渐形成、影响日渐广泛深入的新兴学科,海外华文文学愈发表现出其所具有的世界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跨文化性的突出特点。但作为新兴学科的诗学建构及其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凝炼,学界一直以来多有辩诘。在该刊本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栏中,饶?子《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文就如何因应世界多元文化中求和谐的愿望,提出了努力建构一种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新的全球文化景观的深刻命题;陈国恩则以《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为题,从华文文学研究什么,由谁来研究,为谁而研究三个基本问题入手,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独特性,对它的研究要贯彻“和而不同”的原则,避免造成文化沙文主义的印象。黄万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视野中的香港文学》一文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发生于香港,使香港文学以不同于内地文学的自由的包容性、多元的历史传承性和海洋文学、都市文学等丰富形态,开启了文学史的重要话题。朱立立《90年代以来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一文则以“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对台湾社会文化的影响及其在台湾的传播和演绎中存在的问题来展开思考,指出其在台湾文学领域的意义与局限。陆卓宁以《和而不同》为题,对近期召开的“第十五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相关话题给予回应,认为“和而不同”既是这一新兴学科的原生态势,更是其学术活力所在及其诗学体系建构的价值目标。
(南燕)
孙郁:近三十年的散文
载《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散文的疏朗感日趋明显。从小说里走来,从哲学里走来,从诗歌里走来,各种视角下的文体都开始登场。但近三十年来民俗学与史学新理念的出现,诱发作家从理性的层面进入历史,以免使感性的直观被幻影所囿。文学家提供的意象,是理论家们的一个参照。在寓言与梦想里的写作,不可避免的是唯美因素的增加与直面锐气的引退。从隐喻出发,以隐语结束,也造成了文本的暧昧。而一些人的士大夫气造成了书写的分裂,悠然之间,思想的力度被各类幻影吞噬着。其实,我们的作家沉浸在各自的世界的时候,都自觉地舍弃精神的另一面,向着柔软的感知领域挺进。深浅不一,力有大小,而呼吸的空间似乎渐渐扩大。他们无法直面的时候,便内敛着,将自己的心贴到时光的隧道里。那些文字就是这隧道里的火光,一点点燃烧着,释放着暖意的光泽。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一方面是认知的退化,一方面是审美的挺进,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书写。
(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