矜持到兼容 沉寂到蓬勃

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京开展。参展作品视野开阔、形式多样,既有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壮观景象的画作,也有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绮丽风光的力作;既有现代化建设宏大场面的描写,也有“小桥流水”婉约乡情的展现……前来参观展览的观众络绎不绝,人们在一幅幅优秀作品前驻足流连,共同体味30年来的明媚春光和峥嵘岁月。面对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如此丰富多彩的作品,美术界人士不免感慨曾有的单调与沉寂。记者约请三位在美术创作、美术思潮、美术教育方面卓有建树的专家,一起回顾我国美术事业30年来的历程。他们认为,30年美术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坚持解放思想,坚定地走改革开放之路,走中国特色美术发展之路,是中国美术事业实现从矜持到兼容,从沉寂到蓬勃历史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美术事业要继续健康发展,仍然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以阔大的胸怀,兼容中西,继续开创繁花似锦、多元并存的新局面。他们也对当前美术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分析。

美术创作:把好作品质量关,多创作无愧于时代、高艺术水准的精品

记者: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30年来,美术家以高昂的热情投入艺术创作。但同时,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成果,如何承继本民族优秀的艺术传统,一直是困扰艺术家创作实践的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吸收西方艺术优长之处的同时,努力对外来的艺术形式加以改造,融进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因素,并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从近十年举办的各种美术展览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那就是艺术家们对民族传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不论是水墨还是工笔重彩,题材是人物、山水或花鸟,不论表现语言是传统型、中西融合型或实验型的,许多艺术家们力图从民族传统艺术中吸取养料,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关注画面的神韵和意境。我自己在创作中,努力把民族传统艺术的观念技巧有机地融合在有个性的创造之中,而不是简单地挪用传统的符号。美术家认识到,创造有民族特色和民族气魄的中国现代艺术的基础离不开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记者:“三贴近”是文艺创作的方针,在“三贴近”中如何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刘大为:每个时代都有普及和提高两个层面,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我们一贯遵循的方针。艺术的大众化与精英化,是我们推动艺术进程时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我们在注意大众化时要防止艺术品格的平庸化,反之,在鼓励精英艺术发展时要防止艺术家们躲进象牙塔,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近三十年来我国美术界在顾及这两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记者:艺术市场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有人认为,近些年艺术市场的虚高和过热,也使大众对当代艺术作品产生了信任危机,是这样吗?

刘大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艺术市场应运而生。艺术市场对艺术思潮的走向和艺术家们的审美趋向所产生的影响利弊共存。目前我国艺术市场发展方兴未艾,尽管存在着体制尚不够健全,操作尚不够规范等问题。随着相关法制的完善、艺术市场从业者职业信誉的加强以及全民审美意识的提高,我们会逐步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艺术市场。目前,美术家需要做到的是,把好作品的质量关,多创作无愧于时代、高艺术水准的精品。

美术思潮: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加强艺术批评基础理论研究

记者:伴随着改革开放,美术思潮经历了探索、融合、创新的历程。有专家总结说,从“乡土美术”、“伤痕美术”、“85新潮”、“复归传统”到“意象性油画”,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势态和趋向是走向自觉,即摆脱盲目状态,为创造时代特色、有民族气派的艺术,做更加自觉、更为全面、更有成效地努力。对此,您如何评价?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 1978 年至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美术界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摸索回归正确道路的方向。艺术家们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提示人们只有面向现实,表现从生活中获得的真切感受,才是艺术创作摆脱陈旧模式,获得与时代同行的正确途径。“85新潮”的过激主张和行动,从反面教育和启发了艺术家们和大众,对外来艺术不加分析地一味模仿,不仅说明艺术家创造力的衰弱,也是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表现。90年代中国美术思潮的重大变化表现在对传统艺术的价值重新认识和回归。“意象性油画”形成气候反映出中国油画家对如何在外来引进的画种中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深入思考,既不能为油画的意象性而牺牲油画语言的特质,在吸收国画写意观念与技巧时,也不要消解油画质材的表现特色,消解油画艺术特有的魅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30年美术发展中,美术史论家的阵容逐渐扩大。他们从改革开放大潮中获取力量和勇气,用自己的文字干预艺术现象与创作实践,讨论艺术原理与规律,在30年的美术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邵大箴:我们现在有一支独立的美术理论队伍,不像以前那样,由许多画家和雕塑家兼做理论工作。我国美术批评之所以能健康地发展,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各种复杂的艺术现象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允许不同学术意见共存。不过,近十年来美术批评也遇到了新问题,严肃的学术批评日渐减少,为创作家写的介绍性文章增多,而这类文章中的溢美之词往往多于认真的艺术评论。还有,因为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多样的势态,原来统一的艺术批评标准常常失效,批评家“失语”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现象也提示我们,我们艺术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亟待加强。

美术教育:为社会培养和储备大量专业艺术人才,主动选择提高全民艺术和审美素养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艺术学院的扩充与开放、其他综合性大学和民间资本对艺术教育的青睐,使得艺术教育从精英化转向普及化的同时,艺术教育产业化趋势也越来越严重。您同意这一看法吗?

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的艺术教育之变,是整个中国社会之变、艺术之变的一个缩影。艺术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变革频率最快,变革强度最大的板块之一。20世纪80年代,每年艺术院校招生时,上演的是万人过“独木桥”的景象,那时的艺术专业仅归属为数不多的专业艺术院校和一些师范院校中,艺术专业还固守着精英教育的矜持。目前,一般美术学院平均学生人数在5000人左右,最多的可达万人以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学科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扩充,2001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设计学院,走出了新教学布局的第一步,之后增设了艺术管理、文化遗产、美术教育等专业。这为扩大招生规模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市场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专业艺术人才。没有“矜持感”，开放的艺术教育对提高全民的艺术和审美素养是大有裨益的。

记者: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纯艺术已逐渐被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一些全新的艺术手段和语言所代替,这种趋势是否造成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困惑?

潘公凯: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艺术院校中,设计类学科和纯艺术学科的比例为9:1。20世纪现代艺术蓬勃发展,开始取代架上艺术的地位。我们通过频繁的交流,引进国外的教学思路和课程设计,将以前比较封闭的学术氛围转化为兼容并包的国际化学术平台,从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转化为新时期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上升。中国美术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趋势中,寻求和开拓未来发展的自主空间,已成为中国美术面临的考验。传统的造型专业中,“国、油、版、雕”,不宜做太大的改造,要保护好它的优势,坚守它的质量要求。同时,从原有的以纯美术为主的单学科转化为多学科的综合美术,逐步形成了造型艺术、设计建筑、艺术人文三大学科群。“一极”是前沿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极”是传统架上艺术优势的持续保持,由这两端深入,从中做出多项拓展,中国美术教育在新世纪会生发出多样的面貌。这一主动选择是更客观层面上的策略选择,是整个中国美术教育在新时期认真面对世纪转型思考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