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林呐,应该更早。1962年,我大学未毕业就参军到了工程部队,在小兴安岭的深山里施工。年轻人,吃苦并不怕,苦恼的是与世隔绝,无书可读。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百花社的邮购书目,才盼到救星。现在被许多藏书家追捧的“小开本”散文,是我邮购的重点。杜宣的《五月鹃》、孙犁的《津门小集》、碧野的《月亮湖》、韩北屏的《非洲夜会》、韩映山的《一天云锦》……在空寂的大山中,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至今在我的藏书中,有4本小开本散文,扉页上题记着同一个日期:1964年12月12日,外面包着用当年的解放军画报做的书衣。在阶级斗争日趋紧绷的年代,与报纸上越来越浓的火药味相比,单是这些书名带来的微妙滋味,今天的读者也是无法想象的。同一时期,作家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名家散文,36开,比“百花”的稍大,我也邮购过不少。二者放在一起,且不论内容,仅装帧设计一比,立分高下:“百花”的小开本,从封面、扉页到版心的设计、题图尾花的绘制,精心、精致，清秀可人,主其事者的良苦用心,在细节上充分表现出来,也点点滴滴地烙进读者心里。如果不是后来到出版社工作,我恐怕至今都不会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林呐的主持下实现的。
可惜,我到出版社工作时,由于江青的诬陷,“百花”的牌子被摘,林呐和中层以上干部全部靠边,受到迫害。1973年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复出,政治气氛开始转缓,林呐这样的老干部才被允许工作,我和他的接触开始多了起来。林呐个子不高,身材瘦弱,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却从不低声下气。印象中林呐从未对谁发过脾气,后来经过一些书稿的处理,我才感受到,这位一向恬淡的长者,内心有着怎样的定力。
我在部队时,结识不少部队作者。王宗仁、窦孝鹏是总后勤部的战友,他们在青藏高原当过多年汽车兵,写过不少散文，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上的兵站道班、雪山草原,都熟悉得像他们自己的掌纹。我受“百花”散文的滋养,种下了散文情结,当了编辑,就想编他们的散文集。当时想的是,名作家的不能出,部队作者总可以吧。私下里和林呐一说,老林答应看看稿子再说。稿子约来编好,几位管事的都看过,认为可以。老
林又说了一句:“一本有点单薄吧。”恰好当时兰州军区宣传部的尉立青喜欢散文,组织青年作者学习班写了一批,编成两本集子,作者中有后来著
名的雷抒雁、杨闻宇、李本深等。估计他们是慕“百花”之名,并不知“百花”遭的劫难,执意要在天津出。“三本也算一小套呵。”林呐还是只说一句话。
当时是1974年,“百花”的牌子已被摘掉6年,无论是编辑还是读者,都在怀念“百花”,怀念林呐主持开创的“百花”风格。三部散文集终于定稿了,林呐明确要求要按“小开本”出。出版科为了难:过去的“小开本”，用纸为690×960毫米规格,是造纸厂特意为百花社做的,多年不用,早已没有库存,又不可能为三本书单独造一批纸。林呐沉得住气:有问题你们想办法,反正开本不能改。这样相持了大半年,我有些心急,怕再拖就把书拖黄了。悄悄跟林呐说,实在不行,按诗集的长32开出算了。平日挺好说话的林呐,一声不吭,就是不签这个字。不知出版科的什么人,终于憋出一个办法,用普通开型的纸,裁上两刀,裁成了“小开本”规格。用这个法子有缺陷,浪费纸。“就这样吧!”林呐一语定夺。书终于在1975年5月印出来，每种印了20万册。《春满青藏线》、驼铃千里》、《深山明珠》,三本书拿在手里,除了出版社的名字是天津人民出版社,还真是“百花”小开本的模样。
不久,就听到来自全国各地老读者的相同反馈：被出版界称为范老板的三联书店老总范用,特地派当时在《新华文摘》工作的胡文彬来天津要书,说是看到这三本书,就像老“百花”又回来了。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林呐坚持的是什么,为什么宁肯不出也要坚持。在特定的情势下,形式可能比内容还重要。形式本身就有内容。这道理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转过年来,“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院子里就贴出了大字报,说林呐为“百花”翻案,不惜浪费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宝贵用纸。林呐依然淡定寡语的样子,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有淡淡的笑。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举国同庆。我们在同事孟淑香家里聚餐狂欢,一向酒量很好却很少喝酒的林呐,那晚大醉。他家离孟家不过200米,被人扶回去,还差点儿没找到门。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复社,林呐继续担任社长,虽然多了一个出版局副局长的头衔,他却没有一天离开过出版社。说话的场合自然多了,依然轻声慢语,针对不同的意见发表看法,总是委婉地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发现一篇好稿子,常像孩子一样兴奋。印象中,我们从来没有以官位称呼过林呐,当面就称“老林”、“林呐同志”,背后只一句“老林头”。
据说,孙犁去世前,重病卧床,不再说话,只是在白纸上反复写着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林呐。那时林呐病逝已10多年。终生挂念自己事业的人,会长久留在人们的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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