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革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需求
关于三次革命
中华民族是在一种十分凄惨的状态下跨进20世纪的。19世纪、20世纪之交，两个历史事件让中国人刻骨铭心。一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耻辱的马关条约；另一件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那个时候，国家凋零，生灵涂炭，民族危难。在20世纪初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把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紧紧地与革命相联系，揭开了为改变中国而浴血奋斗的历史序幕。
选择革命的道路，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需求。诚然，中国是在世界大潮推动和裹挟下从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的领先地位迫使中国树立了追赶现代化的目标，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试图从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宝库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案。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革命是从外国输入的，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用以西方中心为实质的“回应论”来阐释近代中国革命的缘由和变革模式，认为中国模仿式的革命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这完全抹杀了近代中国社会对革命的内在需求。毛泽东曾鲜明地批判过这种论调，指出，中国的革命决不是从外部输入的，所谓“西方影响”论是历史唯心主义，近代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三次革命是递进式的超越
历史的进步总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坎坷磨难显示了中华民族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的心路历程。在三次革命中，中国人民从制度和机制创新中收获了思想觉醒、生产力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逐渐跟随着时代的步伐踏进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每一次革命，既为下一次革命奠定了推进基础，又为下一次革命预留了发展空间。
三次革命虽然在社会影响力的程度上有深浅大小的区别，但就它们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而言，则具有相同的分量：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翻了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三次革命都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三次革命的共同主题，寻求发展进步是三次革命的共同宗旨，开展制度和机制创新是三次革命的共同路径，提高民族觉悟是三次革命的共同效果。三次革命共同的目标追求汇集起中华民族的智慧，凝聚了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展示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正是在一次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从一次次革命中看到国家的光明和民族的希望。
受时代条件的制约，任何革命解决问题的指向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社会只有在完成了前一个时代的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进入后一个时代，由此而形成的一个个程序构成不断演进的历史链，后人总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攀登新的高峰。因此，革命发展的轨迹必然是超越式的，后一次革命是前一次革命的承继，同时又是开新：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制度变革的新纪元，但是却没有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但是却未能找到一条又好又快地实现发展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为发展进步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三次革命链接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20世纪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追寻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引领着中华民族朝着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都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使命而开展的，三次革命留下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上的记录。
三次革命都在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觉醒，这种文明觉醒是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起点。虽然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并未使中国得到新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状态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但是，这场革命毕竟以其巨大的冲击力唤起中华民族的醒悟，民族意识、民主思想、法制观点、人权观念等等新的元素不同程度地得到宣传，振兴民族、富强国家、改造社会的路向开始逐渐清晰。中国人通过这场革命，真正走出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维范式，开始理性地比较和认识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它为中国革命驶上正确的轨道扫除了思想障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意义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方向觉醒。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面临着三种方向选择。第一种方向选择是继续保留国民党政权的一党专制，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第二种方向选择是仿照西方发展的样式，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第三种方向选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联合各种民主力量，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种方向选择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政党和政治组织激烈较量的焦点，只有第三种方向选择才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抉择。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奋斗，在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之后，才获得了根本的前提条件和制度基础。这种方向觉醒标志着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新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重大意义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模式觉醒。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走过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改革开放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抉择，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所释放的社会效能已经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而它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空前巨大的能量，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获得了觉醒。1978年后，邓小平多次谈到模式问题，并明确地指出，世界上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搬别国的模式只能失败。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从改变建设模式开始的，邓小平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承继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不断根据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发展，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树起的旗帜、确立的道路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第三次革命的核心内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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