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两个班主任老师

一个当学生出身的人，谁没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经历一样，显得有点复杂。我父母都是军人，1948年他们从山西昔阳渡河南下，父亲在野战部队，母亲在公安部队，他们在栾川，我就在栾川；他们到洛阳我就在洛阳……在邓县、在南阳……他们频繁调动，我便随队插迁，不知道到底迁了几所学校。因为辗转不定，这个学校与那个学校教学进程又都不相同，教学质量也各有异样，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臭”――除了语文。语文不需要教学的严密连贯性，数理化、生物、外语就另是一回事了，我在哪个学校里也不曾辉煌过。

我的第一个母校在陕县。如今我们看电视，三门峡市的天气预报常有宝轮寺塔的伟姿，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当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飞机炸碎了，独独地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都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吧。她个头不高，比我们平常人的脸红一些，很精神，只是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鸦一样的秀发，脸彤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开学了”那时叫“国语课”。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学校里有老师同学。”“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身难忘的学校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挨母亲的揍，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我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了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就这样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上学，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也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了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我在洛阳亚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气质和牛老师截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本身似乎讲得不多，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亚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着两个大院落。院子里陈设着各种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鸽子爬、秋千、跳远、跳高、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反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艺一会儿就叫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下来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肆表扬：“同学们，我们每天讲共产主义精神。什么叫共产主义精神？凌解放这样，自己放弃娱乐，专门帮助别的同学，这就叫共产主义精神。”

绘图:郭红松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们那时当然不能明了这是一件多么惨苦的事，反而觉得好玩：老师也会犯错，也会像违反课堂纪律的坏学生那样，也会站在讲台上受羞辱，低下头，由着大人小孩――不，任何人的唾骂和质问。我平时多爱他啊，可是，太不懂事了，随同学们一道起哄。到他的宿舍里起哄。随便翻他的书和生活用具。在课桌上和别的老师一块“斗争”他。平心想想，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有愧疚和刺痛，但十二岁的少年太容易思路转移――校长让斗他，总不会错的吧？这样，自我原谅了许多许多的年头。

我们在陕县小学，有一次修操场，工人们清理出一具死人白骨，很完整。学校老师们小心地把骨骼接对起来，做成了一人体骨骼标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语文教研室，同学们有点怵那东西，有一次我问牛老师：“那副骨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害怕。老师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办公室里？”

“解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一个骨架，放在办公室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白骨相，实在太困难了。到了中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读了成捆的书，才多少知道了一点自己――有的人可能终生都看不到白骷髅的本相。

我和陕县小学一别就是五十余年。离开陕县后，多少年只是梦中忆起。每当心中受委屈，遇到人间冷暧炎凉。牛老师、徐老师――他们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枕边，走马灯似的在暗中旋转往返，凄清的泪会湿了我的枕头。到中年时遇到一个旧时同学，我问及牛老师，他说:“牛老师死了，她是地主（出身）。”再下来的话题便无法继续了。我常作这样的幻想，我的牛老师乌鸦般的秀发在黄河的浊浪随浪散漾着消逝，消逝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徐老师在一次周末郊游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在老师和父母亲人旁边，感到很无聊，枯燥没意思，便祈求上帝让他摆脱这种痛苦，上帝满足了他，把他带到了天堂，心中想要什么这里立刻就会有――这样无忧无虑过了三年，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一天去玩，突然被树上的针刺了一下，他的手指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领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错了，自己原来的穷乡僻壤，父母的温存和教诲，师长的批评训责，生活的艰难奔波――所有尘俗原所厌倦的事物，原来都是最美好的东西……

这个故事不知他从哪本书上读到的，我以后读了许多书，一直留意寻找，但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一根针。但我有一次读楚辞，想到了屈原，他驾着云车遨游在广袤绚丽的天国，在心满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个回眸，从云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难的楚国。这一针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个令他受尽折磨的故乡。

小学、初中、高中，我各留级一次。陕县、洛阳的、南阳的、邓州的老师们，有的亲我，有的嫌憎我，没有人打过我，有人骂过我，不论怎样，这是我脚下曾经走过的热土，我是在天堂上被荆棘刺了一下的那个孩子，我知道他们都是我的最亲的人，他们爱我。心灵的煎熬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所以，当我成了所谓名人，我的一个母校请归来游子颂词，我写下了这四个字：吾师，吾母。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原名凌解放。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1995年当选南阳市文联副主席，兼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及省作协副主席，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后又陆续推出《二月河语》、《二月河自选集》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