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我对国际关系一窍不通,但却十分关心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事小情。回想中美两国近三十年来从彼此陌生到相互了解的过程,不禁令人感慨万分。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合作的历程当然首先充满政经内容,但也不乏厚重的文化原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的某些生活经历竟然就是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见证。说起来那还是11年前的事
说起来,我从小就似乎有绘画天赋。上幼儿园时就被称作小画家了,但对音乐和写作的热情却一直妨碍我专心致志地从事绘画创作。画钢笔画是不经意间陷进去的。那时我在工厂工作,闲时就为工友画像。一批“神形兼备”的肖像画使我“名声大振”,随后便从工厂调到文化宫系统工作,并半推半就地迈上了领导岗位。近五十岁时,偶然接触到蚀铜工艺。当我画的一幅齐白石钢笔画头像在黄铜板上被蚀刻出来时,我欣喜若狂,以为自己创造了一门崭新的艺术,并立即决定“弃政从艺”,把自己居住的斗室变成了蚀铜工艺作坊。随着一幅幅钢笔肖像画被蚀刻在铜板上,我的“铜板蚀刻钢笔肖像画”也随之走红。不久后,我创作的一组中外科学家肖像便挂进了国家科技部的大楼。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北京大学一位负责接待克林顿来访的领导同志在看了我画的贝多芬肖像后,问我可否也为将到北大演讲的克林顿总统画上一幅。我满口答应,心想有啥不行的。我本人对克林顿印象不错,感觉此君虽贵为总统,却乃性情中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为美国总统作画让我内心充满欣喜和激情。我这样年龄的人亲眼目睹了中美从相互虎视眈眈到一步步走近。我心中暗想,如果我的作品能够送到美国总统的手上,那我能不能算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参与者或见证人呢?我立刻高速运转起来。从照片资料到传记评论,我对克林顿的认识在不断加深。画肖像时,我用刊载在《时代周刊》封面上那幅他竞选获胜后的照片作主要蓝本。照片上的克林顿春风得意,却有些咄咄逼人。我画的时候留心强化他的英气与睿智,既展现其政治家的风度,也表现其内心情感的丰富。为了传达出克林顿访华及在北大演讲的主题和内涵,我苦思冥想多日,终于确定在画面上用华表、北大校门和克林顿头像来表现中美间友好关系的丰富内容。巧的是这三个素材的外轮廓天生就“不谋而合”。画面上克林顿很自然、很舒服地贴靠在华表之侧,下侧的北大西校门则意味深长地表现出中美关系丰厚的文化底蕴。
就这样,我创作的“创意铜板蚀刻”作品《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纪念》,进入了国家赠送克氏礼品的遴选范围,并最终由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亲手将其送给了克林顿总统。克林顿双手接过我的作品,并将其高高举过头顶,引得全场掌声雷动。克林顿手举我的作品的瞬间是历史性的一刻。那一刻被中美及世界各国的主流媒体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我那时全身都充满了使命感,感觉自己在国家的对外交往方面肩负重任。我应邀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及其家族成员作画,连带着也创作出《美国历届总统》系列作品。从那时到现在,十年来我断断续续、时疏时密地一直应邀为各国政要画像。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世界政坛名人都曾是我笔下的人物,他们也都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这些由国内不同单位出面赠送的肖像作品。可惜的是,赠给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首脑的作品没能留下底稿,北美一些名校的校长及一些国际财团的首席执行官之类的重量级人物的姓名也因我记忆老化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从不自称画家。称我为杂家即可让我感动不已。时至今日,人们对我的创作仍旧是褒贬不一。捧我的说,我的钢笔画“是用线条演奏的音乐”。贬我的说,我的作品“都是电脑做的”。让我欣慰的是,我的作品代表中国走向了世界。我的工夫没有白费。
图为作者的作品：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