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流传着先王禅让的传说，认为尧、舜、禹三代统治权的交接，是通过遴选、推荐、考察和任用等一系列程序和平实现的。禅让的宗旨是“让贤”，其中的“禅”字，最初可能是个有关礼仪的术语，有学者认为它本指任职届满后的权力交接仪式。而此处的“让”字，自身便是另外一个表示禅让之意的术语。不过，“禅”
有关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古书多有描述，如《史记・五帝本纪》讲：“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授权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于天下。”先秦的儒家、墨家、纵横家及后世的文人学士对先王禅让的千古佳话津津乐道，孜孜以求。近年新出土的历史文献，如见于郭店一号墓的《唐虞之道》及《穷达以时》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收录的《容成氏》和《子羔》都言及上古的禅让。其中，《唐虞之道》还明确将禅让制度与利天下的观念联系起来：“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专，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这些记录了禅让古制的竹简在沉埋千载之后的重新面世，似乎为其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
然而，无论传世的还是新发掘的历史文献，有关禅让制的文字均系后世回溯性的描述，缺乏信而可征的直接证据，俱当属于传说的性质。其实，历史上否定禅让存在的文字亦不少见。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两大代表孟子与荀子就都持否定的说法，如《荀子・正论》明言：“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法家著作《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则直言：尧根本没行禅让，只是因为年老力衰而被篡位的舜所“?”。古本《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他还认为禅让的传说乃是“这时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古史辨》第七册）。虽然禅让的说法是否为墨家首创，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顾氏关于禅让之说产生原因的辨析，还是不无道理的。诸子鼓吹禅让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个崇尚暴力、充斥权谋的时代，或许正是这争权夺利的血腥现实激起了士人对禅让的浪漫遐想与温情呼唤。
当然，历史上的禅让并非只是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过。据历史记载，确曾有过统治者效仿先王尝试禅让之制。如魏惠王曾欲传国于惠施（《吕氏春秋・不屈》），魏将公孙衍亦曾鼓动史举游说魏襄王禅位于张仪（《战国策・魏策二》），而最著名的当属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的“让国”。此事见载于《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召公世家》，事件的梗概是:鹿毛寿劝说燕王哙：“您不如把国家假装让给国相子之。人们之所以称道尧为圣贤，就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没有接受，于是尧便有了让天下的美名而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燕王哙于是依计而行。后来，又有人对他说：“大禹举荐了伯益，却任用自己的儿子启的臣子当官吏，后来启及其同党从伯益手里成功夺权，因此天下人都说大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了伯益，而实际上又让启自己夺了回去。”燕王哙又信以为真，为了避免大禹那种假禅让的嫌疑，他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收起来，全交给子之。结果，子之得以全面行使国王的权力，而燕王哙年老赋闲，反倒成了臣子。子之当国三年，燕国大乱，王子及其支持者谋反，于是内战爆发，齐国乘机插手，两派在权力斗争中死者数万。
燕王哙让国给子之的事件，虽说是支持子之的说客的一个阴谋――燕王被鹿毛寿等人给忽悠了，但燕王自身沽名钓誉的政治作秀也是其中一个致命因素。在后世的王朝更替中，也不乏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闹剧，试图借这一形式来给权力的篡夺镀上一层合法性的光环。例如，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等等。先王禅让的传说与后世的禅让实践，一个多有虚构之嫌，一个难脱丑陋之弊，套用王国维的一句名言，可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时下有学者说，禅让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它自上而下的权力生成方式正与民主精神相反；也有人说它是“公天下”的体现。然而，掌权者如不把国家社稷首先视为私人物品，他又何“让”之有？燕王哙禅让给子之时，孟子正在齐国，他闻讯后表示强烈反对：“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梁惠王下》）并敦促齐国攻打燕国。孟子的这一态度，是基于他一贯的政治理念。在孟子看来，君王根本不能把权力给予继任者，因为这超出了他个人的权力范围。君王只能把继任者推荐给上天，上天才有权把统治权赋予某人。如果说确有尧、舜、禹三代权力转移之事，那也是出自天意。那么，上天的意志又是怎样体现的呢？孟子认为“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也就是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因此，高高在上的“天”只是虚悬一阁，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咱老百姓――尽管孟子并未言及民意表达的有效的技术手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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