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描写和颂扬掌握这种正确思想的过程，是包括电视连续剧在内的艺术作品的历史使命。电视连续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就是一部对新的历史阶段下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意
首先，为农民写戏、播戏实属不易。农民在城乡差别中依然处于弱势一极，这样的作品在“市场万能”中要取得诸多“大片”的经济“效益”，完全是一种奢望。毋庸讳言，当下在某种片面追求“收视率”思潮“引领”下，农村题材在整个电视剧的制、播环境（剧作者的创作热情、播出时段、媒体宣传、社会关注度等）也同样处于“弱势”一极。电视连续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本身就说明了创作主体的难能可贵的“眼睛向下”的创作良知和播出主体敏锐的文化引领胆识。因为没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民的觉醒就谈不上一个民族的觉醒，更谈不上一个民族的复兴。
其次，写农民的“生态意识”也反映出主创者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境界。当下的电视创作生态不尽平衡，电视剧创作者在市场利润的诱惑下，要热情而从容地讲述农民故事并且讲述农民的“生态”故事，既考验着创作者的创作动机，也考验着创作者的叙事技巧。电视连续剧必须讲好故事，而要在一部能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完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调统一的主题而不说教，“从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就更属不易。剧中也正视了农民发展观念的局限，如钱多多的观光项目与父亲钱大宝的石材项目的严重对立、村主任钱大宝观念转变的曲折、钱二宝苏东升利欲熏心将“花岛”的石材作为了中饱私囊的摇钱树等等，无不是农民涸泽而渔、急功近利局限性的展现。此剧故事流畅、节奏紧凑，将一个具有思辨命题寓于父女隔阂、兄弟反目、村民刁难、奸商凶残的曲折故事当中，没有主创人员扎实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断难完成。
更为重要的是，此剧所提倡的生态文明并非是一种狭隘的政策图解，并非只是从“人与自然”和谐的一极来解释政府决策，而是从更高层面即“以人为本”的层面――“人与人”和谐的一极来展开故事，这本身符合广义上的生态文明，即“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人与人的观念达成了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成为可能，才有可能使新的历史阶段的农民更聪敏，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此剧纷争而不恶斗，戏谑而不恶搞，总是在“情”字中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钱大宝与满一花的恋情、钱大宝与钱多多的父女情、钱大宝与钱二宝的兄弟情以及钱氏父女对乡亲们的“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浓浓的乡土情……这样，以“人与人”的和谐来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于此剧本身的艺术创作规律，达到一种更高层面上的生态平衡。
电视连续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还给我们一种启示，那就是如何运用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电视传媒优势促成文艺学的学理深化，在生态伦理学的启示下调整文艺价值观，以更多的文艺作品观照属于人的环境，这也是文艺学建设的新课题之一，从而超越电视剧艺术学科考察本身，以确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文化研究显学和文明发展模式。
当然，“欢娱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词易好”，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农民觉醒过程的精神风貌更考验演员们的表演功力。在当下低俗甚至是恶俗风气流行的文化背景中，要准确、形象地表现农民的性格厚道而不愚蠢、农民的生活朴实而不肮脏、农民的语言幽默而不油滑，诚然是艺术的一种理想状态，但理应成为包括电视连续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在内的农村题材喜剧的自觉追求。“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这种严肃的“笑”在本剧的表演过程中虽有一些探索，还需更进一步。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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