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平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调结构”关键在自主创新
经济危机就像一个人生了病，生病要找出病
这次国际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次非常珍贵也非常必要的“回头看”的机会，回头看看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和人才。不难发现，目前我国非常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缺乏有创新能力和做事能力的学生。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是要加快完善以学、研、产完整链条为基础的自主创新体系，当务之急是加快建立学、研、产战略联盟。
（本报记者肖一整理）
程天权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加大就业的“应需培训”
我通过调研发现,目前一方面社会大量需要家政、育婴、护工人员(仅北京市就急需上万人);另一方面,大量待业人员难以就业。出现这种供需断裂的情况是因为缺了一个培训、管理、制度环节,缺少了适应需求的就业培训。要补上这个断裂环节,除了国家、企业、家庭、个人四方都做出努力外,社会力量的介入也有极大作为空间。
加强适销对路的劳动资源培训是一个值得投入、有利于改善和开辟就业环境的大事业,有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应该与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并列为国家拉动经济的战略方针。因此,我建议举各方力量加大就业应需培训,以增加适需劳动力供给。
(本报记者肖国忠整理)
席强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民族音乐添彩对外文化交流
中国民族器乐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拥有千年历史的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在思想、审美与艺术表达方式上的情感体现。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加强对外文化宣传、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我国民族器乐艺术，尤其是管弦乐艺术，倡导继承、保护发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赞赏与认同。
目前，海外对中国民乐的热情高涨，由过去的“玩赏型”变成了“狂热型”，知音遍及亚、欧、美。我建议国家加大对民族器乐发展的扶持力度，增加民族器乐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所占的比重，让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充分发挥作用、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李蕾整理）
李成贵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城镇化步伐还需加快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在显著进步同时也遇到两个深层问题:一,小农经营的格局没有多大改变,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有所下降。“小规模,大群体”的小农经济很难规避市场风险,也给疫病防治和食品质量安全带来挑战。二,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长期流动,没有真正城市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对此,国家应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加快推进城镇化。在区位较好的地区,通过政府支持、资源赋权、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实现城乡要素的良性互动和配置效益的最大化;在区位较差的地区,考虑放开县城和小城镇户籍,鼓励和支持农民购房,登记为城镇户口。
(本报记者肖国忠整理)
邬贺铨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激励网络宽带走进新农村
不久之前,美国公布了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一项,是投入72亿美元用于改善网络宽带通路,并特别针对偏远地区。
中国要想更好地扩大内需、发展经济,农村宽带化建设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早在2005年,党中央就将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放在了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位置,因为宽带帮助农民打开视野、科学致富的效果不亚于修桥铺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但农村宽带建设收回投资速度慢,运营商信心不足,需要国家制定一系列激励措施给予支持。现在实行家电下乡,农民购买家电政府补贴13%,网络下乡是否可以参照执行?如果在补贴、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宽带将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有作为。(本报记者王斯敏整理)
王东林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
从经费入手制止学术泡沫
国际科研观察组织在2009年1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科研经费达到101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我们的许多科研课题尤其是开发性课题在拿到科研经费后,没有实现任何成果转化,只以一个课题报告作为交待,这既不负责任,更造成巨大的浪费,还为学术泡沫泛滥提供了温床。我建议从经费划拨入手进行改革,将课题拨款改为先期拨付一定的启动费用,余额采取低息贷款方式,由课题负责人承担贷款责任,在科研成果成功转化后,由其产生的效益和奖励性补偿来归还贷款。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制止学术泡沫,还能有效整治行政力量干扰科研经费拨付的行为。
(本报记者王庆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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