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北师大首届课程与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外“课堂提问研究”开展30年的情况,引人深思。
最早掀起课堂提问实证研究的美国学者史蒂文斯在调查中发现:美国中小学教师所提的问题几乎都是封闭性的,教师
经过30年的努力,“有效课堂提问研究”在国外已步入成熟阶段,研究范畴包括:有效课堂提问的功能、策略、评价标准以及有效课堂提问与教学效果的关系等等。30年的研究,使教育研究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认识到,有效课堂提问对于完善备课内容、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技能、检验教学效果都有重要作用,而且学者构建的研究体系还为一线教师和教研人员参与研究提供了基础,并使大家认识到,提问不应囿于技术上的有效,还应追求先进教育理念上的有效、设计上的有效、语言上的有效、对整体课堂效果提升的有效等等。可以说,这项研究使教师的行动研究更加具体,促进了教师专业水平的发展。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国,像“课堂提问研究”这种来自第一线的研究课题,虽然随着“校本研究”在中小学的普及,参加人数和课题数量有了很大增加,但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广度、系统性特别是得到教育专家重视的程度等方面,都远不如人意――报项目,难以上档次;发论文,不如一些宏观的理论研究容易上核心或重要刊物。因此,这类研究多数的结果是“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难成气候,更难得到理论方面的指导与提升。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推行素质教育和提高教师专业水平都是民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其实,素质教育和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往往就表现在诸如课堂提问怎么搞,课堂上的小组讨论题目如何设计,每组学生的性格、智力构成是否合理,家庭作业的内容、形式、作业量如何更符合教育规律,教师与学生和家长如何沟通等等这些非常具体的环节之中。如果这些学校师生天天要接触的实际问题在研究领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教育教学观念的转变就只能是空对空,素质教育和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也容易流于大而化之。
套用“微言大义”这个成语的意思,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课堂提问”之类的研究,包含了多少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主动学习的习惯、健康人格与心理的塑造和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等等这些教育宏观理论之“大义”,难道不应该给予这类研究更多、更实际的指导和重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