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的人生，很符合儒家的成长节奏。
“家庭出身”不好的少年，用心笃定、成绩优秀，抱定目标要去中国科大研究“高科技”，终于遂愿。“十五有志于学。”
1966年到1975年间屡登珠穆朗
1980年在珠峰中麓建立观测站，观测困扰世人已久的“7000米-8000米大风现象”，发现“背风波谷下沉气流”，获得国际学界一致认可，使无数科考、登山队伍免于伤亡。“四十不惑。”
1988年至1989年赴南极考察，负责天气预报工作并参与建立“中山站”。在被南极圈浮冰围困的考察船上度过了五十岁生日。友人贺寿赠诗：“南极圈里知天命。”
上个世纪末，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测定该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主持建立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并于2002年投入使用；致力于科普、环保和公益事业。“六十耳顺。”
虽然是中国“三极”探险第一人，但接受采访的时候却“不想炒这些冷饭”。说得更多的是对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总结出三句话：“与天知己其乐无穷、与地知己其乐无穷、与人知己其乐无穷。”越来越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思了。
赴南极,进北极,登珠峰，穿峡谷……高登义充分享受着“与天知己其乐无穷、与地知己其乐无穷、与人知己其乐无穷”的科研之旅。
与山知己与谷相亲
高登义这个名字，总是与两个“第一”相连。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世界第一峡谷雅鲁藏布。
与珠穆朗玛的缘分尤深。从1966年高登义接受国家“机密任务”向珠峰进发，到1975年中国人第一次登顶成功，这中间的故事车载斗量。说个简单的对比：1966年高登义第一次来到唐古拉山口，高山反应严重，头痛欲裂，找了个角落大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拼命给自己打气。而到1975年中国登山队正式从珠峰北坡登顶之前，高登义已经成为大气科学组负责人，并兼管登山气象预报。
1975年4月18日，国家登山队接到了上级电令：“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登顶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前登上峰顶。”命令传来，驻扎在珠峰北坡的大本营沸腾了。
然而电令一在气象组传达，就被高登义浇了冷水。他认为，根据天气资料，珠峰雨季从未在5月上旬出现过,这个预报不准确。如果按照电令要求登顶，恰恰是选择了“黎明前的黑暗”时机。
但命令始终是命令，登山队还是准备迎难而上。就这样，以邬宗岳为队长的登山突击队在珠峰大本营宣誓出发。
5月4日，经历了数日大风坏天后，突击队一行17人来到海拔8200米高度，邬宗岳不幸滑坠牺牲。而其他队员也因为天气恶劣、粮草断绝，不得不在5月9日下撤。一时间，压抑和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高登义尤是。登山队下撤后，他深深反思：极地预报难，失误时有发生，必须更加严谨地为继续登顶做好预报。他开始静下心来分析高空风历史资料，和拉萨局老气象员研讨，每天在绒布河谷施放6次―8次无线电探空气球。终于，他发现5月25日―29日还有一次小风好天,可以登顶！
1975年5月27日下午，中国登山队一行九人终于成功登上了珠峰，并精确测量出珠峰的实际高度――8848.13米。中国登山队竖立在珠峰顶端的“觇标”（用来测高的标尺）被后来的国际登山者视作珠峰的精神象征。
一场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对于高登义而言，珠峰又向他发出了新的召唤。十年的登峰历程让他总结了无数规律，也产生了一个巨大困惑。在多次登峰过程中，每当到达海拔7000米至8000米之间时，风速和风力就变得诡谲多变，开始是八九级，几小时后又变成三四级，令人诧异。
1980年4月，高登义带队向珠峰西侧进发，准备在海拔5700米处建立气象观测站。一行六人背负各种仪器出发，三个多小时后，他们到了海拔5600米处。除了高登义外，其他年轻队员都是第一次到珠峰考察，早已精疲力竭，高山反应严重。队员刘增基恳求高登义，“要不就在这建站吧？”
高登义看了一眼大家，心里不是滋味。可建站不是可以敷衍的事情，此处虽然开阔，但向东视线不好。他自己带上冰镐：“大家先休息，我去探路。”
半个小时后，他找到了另一块场地，开阔平坦，视野无障碍，南面可望珠峰峰顶，理想的观测点。高登义兴奋地挥手叫队员们上来。
队员们太累了，双腿如铅铸，所有人都没有动。高登义又加重语气点出了几个名字：“你们是共产党员，上来！”还是没人动。这下，高登义急了，大吼道：“我比你们岁数大，我能爬，你们为什么不能爬？给我上来!”
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火，队员们终于咬牙爬了上来。后来结束工作时有队员说，多亏老高发脾气，不然找不到这个理想的观测点，要错失多少珍贵的资料。
这是第一关。过了“开头难”，大家都慢慢学着高登义“苦中作乐”了。即便每天每隔三小时就要施放一次探空气球测试温度、湿度、气压值，即便每隔一分钟就要观测风向风速，即便每天都要从8点工作到23点，即便由于气压低必须吃“夹生饭”、喝“半开水”，大家的情绪反而越来越高了。
终于发现了大风的玄机，原来，每当高空盛行西南风时，珠峰北坡上空7000米至10000米高空就处于背风波动区域，气流上下运动剧烈。高登义将气流运动的产生原因和精确数字公布在美国第二届山地气象会议上，获得了一致好评。
1998年岁末，高登义开始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历时34天，行程超过600公里，包括了雅鲁藏布江最急的阶段――拐弯多达80多处，海拔落差达2400米以上。在这种条件下，高登义的队伍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走完全程的科考队，发现了大量珍稀动植物、记录了雅鲁藏布江的水汽资源量，并测定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峡谷。
南极圈里知天命
1988年岁尾，中国第6次南极考察队挥戈南下，准备在东南极大陆上建立“南极中山站”。49岁的高登义负责此次科考的天气预报工作。
当时国力有限，考察队乘坐的考察船“极地号”是一艘购自北欧的二手货轮。甫一过南半球西风带，“极地号”就被坚硬的南极冰撞了一个大洞，不久又被普利兹湾的“冰坝”困住，在浮冰围困中，船上116条汉子度过了1989年的元旦。
终于到了1989年1月14日，晴空万里、气温回升，“极地号”前方的浮冰纷纷破裂。机会来了。船长亲自操舵，“极地号”小心翼翼地沿着冰山间的狭窄水道滑行。曲折蛇行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离岸四百米处，一时间，全船上下热血沸腾、欢呼雀跃。
谁料想，这最后四百米的冲刺竟远难过前面千万里的跋涉。船停下后，高登义观察四周，发现“极地号”左前方有冰川运动的痕迹。登山怕遭遇雪崩、行船怕邂逅冰川，高登义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副：“此处万勿抛锚！”
大副为难了，不向左，必向右。右面离岸太近，船搁浅的可能性太大。权宜之计只能是先抛锚，放下小艇测量右前方水深，再做定夺。
真被高登义说中了。是日晚，还没等测量水深的小艇回来，大冰崩爆发了，巨大的冰山翻滚着呼啸而来!
“触手可及。”高登义描述当时的冰山，“我赶快抓紧时间拍照。”
居然还在拍照。“您不怕么？”“怕呀，可是怎么办？这个景象太珍贵了。”
高登义所拍照片是这场冰崩唯一的画面记录。这张珍贵的照片上，混杂着冰雪的水柱如同核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巨大骇人。
船长迅速命令起锚、将船倒退行驶，找准位置从两座大冰山的挤压中退了出来。
第二天下午，雪上加霜的事情来了。苏联南极站通过高频电话转告科考队：“晚十点起，有西风；夜里十二点起，有两米的涨潮；还有更大的冰崩。”在船队领导紧急召开的碰头会上，所有人都在暗暗估量这个预报的分量。
高登义反复思考。他从未见过冰崩预告的相关报道，更没听说过预测冰崩的具体方法。苏联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而且按照我方气象组对卫星云图的观察，晚上应该刮东风而不是西风，风力也只有2到3级，高频电话使用英语交流，会不会是沟通中出现了误会呢？
还在思度中，船长急了，一指高登义：“你是专家，你说还有没有冰崩！”
高登义也急了：“我说没有！”
真就没有。全船平安地度过了一个晚上，一场虚惊。冰崩不再发生了，船却被冰山和浮冰继续围困。这次，不仅船长，科考队总指挥陈德鸿也来求助高登义：“周围浮冰能开么？”
高登义沉思了一下，“能。”“大概多久？”“至少一个星期。”
一周之后，浮冰裂缝了。队员们开始突围、登陆、建站。
记者问高登义，就那么准？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直觉么？
老科学家哈哈一笑，不是，是碰巧。我说一个星期，是为了稳定军心，在最坏的情况没出现前，人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极端困难时期，领导者的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
总是这么镇定。对自然和自身都有深刻认识的人，才会历练出这种镇定。恰如知名戏剧家金乃千教授送给高登义的贺寿诗：“耿耿赤心情不断，脉脉衷肠意更浓。南极圈里知天命，任尔唤雨与呼风。”诚哉此言。
待与北极两相看
中国北极科学站梦想成真，缘起于一个条约――《斯瓦尔巴德条约》。
1991年，高登义应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叶新（Y.Gjessing）邀请，参加了由挪威、苏联、冰岛、中国四国科学家组成的北极考察队，赴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及附近海域考察。
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LongY earbyen 博物馆里，高登义被一幅照片吸引了。根据这张照片，早在1925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就加入了在巴黎签定的《斯瓦尔巴德条约》。条约规定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拥有主权，但缔约国公民可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从事商业及科考活动。“高，中国人可以在北极建站，欢迎你们来。”叶新教授热情邀请。
回国后，高登义马上向上级汇报该条约事宜，并就此事咨询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那张被翻译成繁体中文的故纸――中国在北极建站，完全具有合法性。
知道了这一点，中国科学家开始发力。1991年到1993年，高登义、张青松、竺菁等科学家陆续在北极进行大气科学、地质学、生物学的考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95年，中国科学院派出包括高登义在内的六人科学代表团赴美，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1997年，挪威王国驻中国大使馆致函中国科学院，表达了对中国科考的欢迎；2001年，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接到了挪威大使馆的正式函件：欢迎中国去斯瓦尔巴德群岛建站。
2002年，“中国伊利特・沐林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终于在斯瓦尔巴德落成。
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纬78度到81度之间，百分之六十被冰川覆盖。但由于海洋性气候和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岛上存有绿洲，生长着虎尔草、岩高兰和云莓等植物，年平均气温是零下四摄氏度。即便如此，在北极科考也远非易事。有幸看到2002年8月10日高登义的考察日记，真是战斗的一天。这一天，他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去一座海拔九百米的山头冰帽上取冰雪样品。
由于目的地在一条宽阔的河谷对岸，必须先渡河。冰川融水夹带着泥沙汹涌而下，在近三千米宽的河谷中冲刷出了四条大河。高登义等人手中的工具只有橡皮艇，每次只能乘二到三人。河水湍急、挥桨困难，为保证同行者特别是女士的安全，高登义和另外一位地质学家打了个“急先锋”，他们先行划到对岸，然后用长绳把其他橡皮艇一一拖过河。先后反复四次，大家都疲惫不堪，高登义却一拍脑袋：“多像红军四渡赤水！”同行者相顾会心，忍俊不禁。
渡水后，四千米宽、十公里长的大草地呈现在科学家们眼前。驯鹿觅食、海鸥低飞，点点雪绒花缀在草地间，奇趣横生。高登义边走边拍照，兴奋不已。谁知这宜人的风景下也藏有危险，没过一会儿，大家就误入水草丛生的沼泽地。没辙，绅士们又得背起女士们“过草地”，一边跋涉一边互相鼓劲。
“过草地”之后“爬雪山”。对于八次攀登珠峰的高登义来说，海拔九百米的“小山”不过是老饕面前的开胃酒。然而，在攀登到海拔700多米处时，高登义的左腿旧伤复发，动弹不得。他让同行者先走，自己在此处坐着等待大家。
他一边按摩左膝关节，一边欣赏冰川。在他的日记上，有着这样一段充满感情的描述：“南侧冰川弯弯曲曲地流向谷底，宛如白雪公主侧卧于山腰；中间的冰川上部宽阔，下部分为两条，呈环抱状，缓缓流向山腰，宛如慈祥的白衣女神拥抱山冈……”
就这样神思畅游，待与队友再次汇合时，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而再跋涉回“赤水”时，已经是当地时间深夜十点――距早晨出发正好十二个小时。这一天，被高登义戏称为“长征”，只是他九次北极科考中一个小小的片断。
我是大自然之子
高登义称呼珠峰为“第三女神”，描写北极为“梦幻北极”。企鹅、海豹、海鸥、驯鹿、北极熊、南极石、青苔群、虎尔草总是他镜头中的主角。
没有谁比他更亲近和珍惜这些“沉默的朋友”。1991年中东战争引起的油田大火污染了珠峰环境，曾让他痛心疾首；1996年曾组织“热爱珠峰清洁珠峰”活动，热烈呼吁人们关注珠峰环境变化；与自己的老师、中科院院士叶笃正联名上书，积极促成珠峰环境监测站的建立。他不止一次在著作里大声疾呼：全球气候环境现在十分脆弱――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水资源短缺，一切生产生活都必须优先考虑全球气候环境保护！他一再强调：“极地是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这里保存着地球淡水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必须呵护这片净土。”
也没有谁比他更坚持把客观数据和乐观情绪传达给所有致力于环保的人。他多次强调东南极冰盖没有融化，有些地方还在加厚――和美国科学界见解正好相反。真正因全球变暖发生融化的是高原冰川和北极浮冰。他最出乎大众意料的观点是“全球气候变暖不是不可逆的”，因为从南极冰芯反演的近80万年历史资料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准周期大约是8万―12万年，即，全球的气温从高温期到低温期再到高温期约8万―12万年。现在，全球气温恰在高温期，自然是主要原因，人为只是“火上浇油”。即便“南极冰盖融化”、“人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观点可以使大众更加有环保的紧迫感，他仍然坚持纠正。科学以真示人，还没有准确掌握环境规律，遑论环保？“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在杞人忧天中度过。”
年轻的时候，“征服自然”的观念曾激起他的万丈豪情。南极建站时开始反思，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时彻底否定。现在研读中国哲学，“究天人之际”，认为人类首先要知天，要逐渐认识自然的变化规律，在知天过程中逐渐认识自己，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尽可能地寻找更好的结合点，尽可能地享受自然的快乐。
采访中，他聊起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81年,他去美国某大学交流,被问到一个问题：“WhoamI?”(我是谁？)包括他在内的中国留学生都觉得莫名其妙。我是谁？怎么回答？我是高登义？我是大气物理学者？我是人民的一员？
每一个回答都正确，又都以偏概全。二十年来，随着科研的深入和阅历增加，高登义越发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度和深刻性。“我是谁”被哲学家们看作哲学思想的生发之处，是千百年来人类对自身价值的群体追问。一个人无论展望自己的人生，还是总结自己，都要从这个问题肇始。
他在珠峰上望着“旗云”思索，在南极对着“极光”思索，在北极面向冰川思索。这么多年来，越亲近大自然、越理解大自然、越尊重大自然，就越觉得活得健康、活得自由，就越觉得自己与天地是互相恩惠、共存共荣。
于是答案也似乎越来越近了。我是谁呢？“我应该是大自然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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