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过程中,欧洲曾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政治大革命等四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不可胜数的农奴起义。在旧西藏,实行的是比中世纪欧洲更加黑暗、更加反动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为什么直到民主改革前,在西藏地方,一直没有产生类似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甚至大规模的农奴反抗也
有研究者认为,是西藏地区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相对封闭的社会形态。诚然,这是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藏学家、人类学家梅尔温・戈斯坦所一语道破的:“为了理解20世纪的西藏历史,就有必要明了西藏在很多基本方面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神权政体,而并非由于任何非同寻常的与世隔绝。”在他看来,“在西藏试图适应20世纪的迅猛变化之际,由于将现代化等同于世俗化及西藏独特恢弘的大众僧侣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在旧西藏,高度的政教合一统治,使“三大领主”得以借神佛的名义对农奴发号施令,要求他们安于现状,接受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旧西藏政教合一统治不仅剥夺了劳动人民的物质财富,同时通过操控宗教信仰,扼杀人们思想的权利。
“你下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有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西藏很多百姓相信来生转世说,而统治阶级正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宣扬宿命论和轮回业报思想,在精神上麻醉百姓,使他们沉溺于宗教,甘心遭受压迫,丧失反抗勇气和斗志。如果百姓不听其摆布,统治者就以世世代代不得转世,永远也不能过上好日子相要挟,实施精神暴力。
同时,旧西藏对民众宗教信仰,也是带有强制性的。比如,旧西藏法典中就明确地规定,不信奉佛法就会遭到惩罚,一个人既不能改信其他教派,更不能够改信其他宗教。民众对自己的信仰毫无选择权。
在某种程度上说,利用宗教信仰实现思想钳制对于维护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统治的作用,更甚于世俗的行政统治。
对于这一点,身处事外的人看得更加清楚。当年,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就在他《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写道,那些寺庙中的供奉不过是“喇嘛实行恐怖主义的所有骗人器具”,是“整个僧侣政治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段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
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人民才开始接触到外部世界,呼吸到自由的新鲜空气。广大农奴逐渐意识到,自身所遭受的不幸,不是宿命,而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造成的。推翻这一制度,成为人民的强烈诉求。
由此可见,50年前,发生在西藏的民主改革,才是一次真正的人权的胜利。
 |
